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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政治关系也产生于人们的物质交往。
因此，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才是决定性的因素”
[76]。
“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
它们是国家的必要条件。
但是在黑格尔那里条件变成了被制约的东西，产生它的东西变成了它的产品的产品。”
[77]黑格尔的国家观念并不能产生和决定家庭与市民社会，国家观念并不是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创造主体。
“在今天，只有政治上的迷信才会以为国家应当巩固市民生活，而事实上却相反，正是市民生活巩固国家。”
[78]
4.克服市民社会、超越政治解放
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造成了人的本质在市民社会中的异化，因此，只有克服这种分离，才能消灭人本质的异化。
如何消灭人本质的异化，黑格尔和马克思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解决方案。
在黑格尔法哲学中，社会伦理理念经由家庭、市民社会达到国家，并在国家理念中实现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
这其中包含家庭向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向国家的过渡，这种过渡是观念运动的结果，是对国家概念的证明。
马克思则认为：“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
它们才是原动力。”
[79]家庭、市民社会向国家的发展不是观念推动的结果，而是一种客观的现实运动。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已经意识到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并将人类理想社会定位在超越资本主义历史局限的未来社会上。
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革命使人民“在他们的政治世界的天国是平等的，而在社会的尘世存在中却不平等”
[80]，人们的政治公民、市民社会成员身份的二重化是资本主义不可能消除的，因此人就不可能真正成为社会存在物，人类必须寻求更高的社会形式（此时马克思还未直接提出“人类解放”
的概念）。
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进一步把政治革命即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革命区分开来，并指出了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限度。
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人物鲍威尔认为，只要消灭宗教，就能实现人类解放。
对犹太人来说，只要犹太人放弃犹太教，犹太人就能作为公民而得到解放，即特殊的宗教的废除，意味着普遍的人类解放的实现。
对此，马克思以已经完成了政治解放的北美仍然还是一个宗教盛行的国家为例，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指出：“就在政治解放已经完成了的国家，宗教不仅存在，而且表现了生命力和力量，这就证明，宗教的存在和国家的完备并不矛盾。”
[81]即使人还没有真正摆脱某种限制，国家也可以摆脱这种限制，即使人还不是自由人，国家也可以成为共和国，这是政治解放的限度。
“像北美很多州所发生的情形那样，一旦国家取消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财产资格，国家作为国家就废除了私有财产，人就宣布私有财产在政治上已被废除。”
“但从政治上废除私有财产不仅没有废除私有财产，反而以私有财产为前提，国家还是任凭私有财产、文化程度、职业来表现其特殊的本质。
国家远远没有废除所有这些实际差别，相反地，只有在这些差别存在的条件下，它才能存在，只有同它这些因素处于对立的状态，它才会感到自己是政治国家，才会实现自己的普遍性。”
[82]通过政治解放而确立的“所谓人权无非是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即脱离了人的本质和共同体的利己主义的人的权利”
。
“任何一种所谓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主义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的人，即作为封闭于自身、私人利益、私人任性、同时脱离社会整体的个人的人。”
[83]在马克思看来，以确立所谓人权为标志的政治解放并没有克服市民社会，它不过完成了市民社会从政治中的解放而已。
市民阶级革命所能达到的解放仅存在于抽象的政治国家中，在现实的市民社会领域中依然存在着经济奴役和社会等级差别。
“政治革命把市民生活分成几个组成部分，但对这些组成部分本身并没有实行革命和进行批判。”
[84]现代市民社会所谓的文明时代相对于人的真实现实和人的解放来说是虚假的，“我们的时代即文明时代……它使人的实物本质，即某种仅仅是外在的，物质的东西脱离了人，它不认为人的内容是人的真实现实”
[85]。
在人的解放的问究中，马克思窥察到了思辨哲学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分离矛盾的诘难以及思辨哲学在弥合这一矛盾时所面临的无法解决的难题。
他说：“如果思辨的法哲学，这种关于现代国家——它的现实仍然是彼岸世界，虽然这个彼岸世界也只在莱茵河彼岸——的抽象而不切实际的思维，只是在德国才有可能产生，那么反过来说，德国人那种置现实的人于不顾的关于现代国家的思想形象之所以可能产生，也只是因为现代国家本身置现实的人于不顾，或者只凭虚构的方式满足整个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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