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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纪的基本特征表现为热情奔放、卖弄**、平淡乏味，在享受精神极致方面显得**，暗中销蚀一切权威，对自己弄虚作假，骨子里充满了大量的流氓习气。
而歌德恰恰就是一种克服十八世纪的卓越尝试。
他构想了一个有高度教养的、控制住自身的、敬畏自身的人，后者不敢让自己获得心灵和自然状态的全部丰富性（直到闹剧和滑稽戏），因为他是十分强大的，足以做到这一点；这种宽容大度之人并非来自虚弱，而是来自强大，因为他懂得把通常人物毁灭的原因利用为对他的推进；这是一种极其广博的，但并非因此而混乱的人。
他的补充是拿破仑（稍为逊色的是弗里德里希大帝），拿破仑同样接过了反对十八世纪的斗争。
[[德]尼采.权力意志[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508.]
在尼采看来，歌德身上具有一种近乎欢乐的和令人信服的宿命论，这种宿命论不事反抗，不知疲乏，力求从自身中构成一种总体性或整体性。
这种宿命论其实就是尼采所讲的“永恒轮回”
思想。
歌德从自身中发掘和克服他所身处的十八世纪。
作为至高的现实主义者，歌德求助于历史学、自然科学、古典文化，努力克服十八世纪具有的革命者的多愁善感、自然热情、非历史性、理想主义、非务实和不实在等时代特征。
最为重要的是，歌德是一个十分强大的人，他敢于让自己获得心灵和自然状态的全部丰富性，敢于正视真实的自我和现实生活，没有与生活隔离，而是带有完全固定的视野的实践活动；面对一个狂热的、病态的、柔弱的、多愁善感的十八世纪，他并没有畏缩，而是选择了尽可能多地承担，以期超越自身，实现自身。
总而言之，歌德那近乎欢乐的和令人信服的宿命论追求的是一种总体性，他反对理性与感性、感情与意志的分离，他是严于律己，自我教化，肯定一切伟大的现实主义者。
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尼采称拿破仑是歌德的至高体验。
2.歌德是坚定的实在论者
尼采认为，尽管歌德身处一个受卢梭式的道德统治的时代，一个非现实的浪漫主义时代，即十八世纪；但是，他却与拿破仑一样，是一个试图彻底克服那个时代的坚定的实在论者。
在尼采看来，相对于叔本华来讲，歌德和拿破仑克服和反对十八世纪的斗争更为彻底。
叔本华也与这个多愁善感、崇拜自然、反历史、理想主义、非现实的世纪斗争过，但他还不够强大，不足以达到一种全新的肯定。
就歌德与拿破仑两人来讲，前者又没有后者伟大。
如果说歌德是一个“坚定的实在论者”
，那么拿破仑就是一个“最最实在者”
。
身处一个非现实地思考地时代中心，歌德是个坚定的实在论者：他肯定同他在这点上相近的所有人，——他的所经所历，没有比那个最最实在者，即拿破仑更伟大。
但歌德塑造了一个坚强、有高度修养、所有体态动作灵巧轻盈、具自制力、敬畏自身的人，他可以把自然品质的全部领域和财富，大胆地给予自己，他强大得足以使用这个自由；他塑造了宽容的人，不是出于软弱，而是出于强大，因为他懂得把那导致平庸者毁灭的东西，为自己的利益所用；他塑造了无所顾忌的人……[[德]尼采.偶像的黄昏[M].卫茂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77-178.]
尼采认为，宽容的人有两类：一类人因软弱而宽容，另一类人则因强大而宽容。
前者的宽容是一种出于贫乏的不得不，后者的宽容则完全是一种出于丰盈的自然外溢。
在尼采看来，歌德的宽容属于后者，这种宽容是一种自身强大的表现。
歌德是一个实现了自己的英才，是一个大胆的实在论者，能够接纳包括自己在内的每个人，能够敬畏所有的事实。
总而言之，歌德追求理解和赞同中的一种整体性。
歌德足够强大到不再否定，而以一个心怀快乐和信赖的宿命论者的形象站立在宇宙中央，他能够大胆地把那些致平庸者毁灭的自然品质，给予自己，并很好地为己所用，充分体现了超人的总体性和完整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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