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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人却认为越南的分裂与德国和朝鲜的分裂一样是自有其道理的，因此，北越部队踏上南越的土地，那就是侵略。
对越南战争的相互矛盾的阐释决不是因为各有各的信仰。
在我全年收到的信中，各种各样的阐释都能见到：都是些自认为有良好意愿的人，但由于先设不同，他们所感知的同一个历史事件的意义便完全不同。
如果我们暗指这场或那场战争之现实，我们完全可以说有一个客观的真实性，但叙述或阐释历史就不能不给事件一个意义：于是事件的意义会因人而异。
这一历史感知的多相主义决不意味着历史认识——作为科学认识——的多相主义。
这个问题我放在后边谈。
但就梅洛-庞蒂和萨特二人而言，我觉得他们似乎都认为在历史主体对历史的切身体验与史学家对过去的认识之间有着一个基本的同质性：据他们看，历史主体对历史事件的实际经验与史学家对过去历史的阐释属于同一个性质。
然而，如果假定在历史的实际经验与史学家对历史演变的重构之间有着同质性，那么就不可避免地要承认对过去重释的多样性，接着，在多视角的相对主义——存在主义历史阐释的特征——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命题之间似乎也出现了一个矛盾。
于是便有了以下问题：萨特和梅洛-庞蒂对历史经验的阐释导致了视角的多样性，从多样性出发，萨特和梅洛-庞蒂如何重新找回历史演变的唯一真理这样的东西？
在梅洛-庞蒂那里，答案毋庸置疑：他在《人道主义与恐怖》一书中对该问题进行了表述。
书中他承认历史感知或历史体验的相对主义，同时又补充说，历史唯有引导我们实现他所谓的“真正的主、主体关系”
[4]，方能显示出意义。
如果你们想要一个更富哲学意味的解释，可以说，只有当历史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承认，历史才显示出意义。
正因为共产主义运动通向这一相互间的承认，所以历史表现出一种合理性。
因此导致选言命题：要么建立在无产阶级经验上的共产主义通往“真正的主、主体关系”
，要么历史没有意义，它是荒诞虚妄的。
此话还可以说得更简单一点：要么马克思主义在将来为真，要么历史毫无意义。
换言之：或者马克思主义在将来为真，或者，用莎士比亚的话说，历史是一个傻瓜的连篇废话和疯话，毫无意义（《麦克白》，第五幕，第六场）。
通过这么一转弯——无产阶级作为唯一的普遍经验，借助无产阶级运动实现“真正的主、主体关系”
，梅洛-庞蒂便赋予历史一个意义，避开由多样、多元的历史主体给予他们实际经验的多种意义，描画出多种意义归于一个统一意义的条件，这一意义的统一就是“真正的主、主体关系”
的实现。
说到这里，从自由意识的彻底的个性论立场出发，梅洛-庞蒂（萨特也一样）不可能找回决定论与预见性。
他们不可能找回一个具有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也不能找回对未来的预见，因为预见未来要求人有一个被决定的命运，可他们二人都想拯救意识的自由。
他们完全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说：要么共产的无产阶级运动导致人对人的承认，要么历史毫无意义（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剥削）。
另外我们还想弄明白，为什么是在20世纪，即不是在21世纪或22世纪中，而是在20世纪中，这个问题必须最终被确定下来：他们找不回来的是客观化的决定论，因为只有这种决定论才允许预见未来。
此外，在梅洛-庞蒂的分析中还有个难题：由众多主体看到的历史不会只有一个意义，而是有多个意义；然而，人们不见得会满足意义的多样性这种说法。
不管怎样，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相比，存在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不包含历史规律，不包含也不可能包含整体决定论，最终甚至不能用大写的历史来论历史，因为大写的历史意味着在时间长河中有一个或多个确定的演变方向。
无论存在主义者作多大努力从对立的灵感去寻找与马克思主义等值的原理，他们的成功总是有限的：他们永远不可能找回客观化的历史，有规律的历史，总之就是决定论。
在梅洛-庞蒂或萨特那里，有一种“准客观化”
，由凝结成体制的人类行为所创造的一种“准本性”
，一种环境对意识的“准决定论”
。
我总说：“准决定论”
，因为环境起到的是刺激和促进的作用，它并不决定，只有这样，萨特意义上的自由才能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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