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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无力爬山，只能限于回忆他能够爬山的年代，对导游来说，山不仅是个攀登的高度，还是一个给他提供生活来源的手段。
或者说，我所看到的事物只能根据激励我的意图或我想完成的计划而生出意义。
用萨特的话讲：境况因我的“计划”
而存在；唯有当我从现实起飞，唯有当我改变自己映射在境况之上时，境况才存在。
总之，这一由行为、思想、计划所组成的人类历史世界同时也是由意图和具体计划构成的，事物和体制不过是一种准自然的东西，一种必将囚禁我的准自然现象。
“意识的物化”
是《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年轻作者卢卡奇偏爱的一个说法，存在主义者重提这一说法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据萨特的观点，意识是自由的，完全自由的，但它只能生活在他人所造世界的牢狱中。
意识被物化或异化。
意识是自由的，但只是处境中的自由，它命定要承受部分现实，变为客观后的现实禁锢着意识：外界的现实化为意识的一部分，结果，意识内化了周围环境的价值与约束，它不再是完全自由的了，它被异化和物化。
这一经典的分析，把马克思主义带回到它的起源黑格尔那里：意识外化为客观现实，在历史进程中，它不断被异化，一直到它的奥德赛旅行的终点，它将完全内化整个客观化整体或可能出现的异化整体。
这就是萨特和梅洛-庞蒂试图用来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
至于萨特与梅洛-庞蒂之间的论战，那是针对两个特殊的对象。
首先，梅洛-庞蒂的第二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辩证法的遭遇》曾导致了一种半论战势态。
在该书中，梅洛-庞蒂与共产党拉开了距离，他拒绝承认共产党的历史特权，虽说他在第一部论著中曾给予它这一特权。
他拒绝承认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是等值的。
因此便发生了一场政治争论：对共产党应持什么态度。
对这一争论我将尽量不谈。
萨特与梅洛-庞蒂论战的第二个方面集中在下列问题上：什么才是境况与意志之间的准确关系？是否像梅洛-庞蒂希望的那样，在境况与行动之间有一种关系密切的辩证法？受到客观对待的境况和我作出的决定是否完全是两回事？这个争论对不精通哲学的人来说是非常晦涩的，它是一种半哲学性质的争论，可表述如下：共产党与无产阶级境况具有何种关系？梅洛-庞蒂批评萨特无中生有地把意志作为绝对决定，批评他赋予党而不是无产阶级一个过分的特权，西蒙娜·德·波伏瓦回击了梅洛-庞蒂。
这两个争论，一个争的是对党的关系，另一个争的是境况与决定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准确形式，但其实它们共有一个目标：从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出发，重新找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主题。
那么，他们是如何曲折地找到我所说的阐释学传统的呢？即找到知性思想或阐释思想传统的呢？首先，他们两人都重新捡起了阐释学传统的本原主题，这一主题可追溯到维科，在黑格尔那里获得了最纯正的表现，即：人处在历史世界之中，他是这世界的创造者，这世界因他而诞生，但同时这外部世界又被重新引入、注入观察者的意识。
历史真实性由主观和实践活动、由计划和意识感知所构成，这一定义本身所导致的结果就是让存在主义重新找回阐释学传统的基本原理。
由此出发，他们还重新找到了阐释学解释历史认识的另一个主要思想，即：我们每个人都从自己的境况去思考经历的历史。
于是，在现象学—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上便出现了两个主要问题。
（1）如果所有对历史的知觉或知性都是阐释的结果，都取决于阐释者的处境，那么阐释与感知的真实性来自何处？事实上，设定每个人都根据他自己的境遇去体验历史，或从他所处的位置去阐释历史世界，这难道不是把历史真实性消解在感知的多元性之中吗？就定义而言，每种感知都有价值，因为每种感知都与观察者的境况不可分。
然而，对一个假设整体历史之阐释具有真实性的哲学来说，就很难接受以上的感知多相主义。
（2）第二个难题表现为第一个问题的翻版：如果每个人都赋予历史一个意义，那么何来历史的唯一意义？如果资产者给历史一个意义，无产者给历史另一个意义，众多的意义与众多的观察者和众多的阶级联系在一起，那么某一种阐释或某一种感知的真实性建立在什么之上？
很明显，把个体意识作为首位的本体和认识，这就是现象学存在主义根本难题的起源。
存在主义者用一系列亲身体验消解了历史真实性，于是就面临着寻找整体之真理的问题。
参照原文，我可以认为梅洛-庞蒂和萨特都倾向于接受历史主体对历史的阐释无客观性的观点。
举一个例子，越南的例子。
人们可以这样来阐释这场战争：南北统一，越共或北越为统一而兴正义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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