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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世界，与他人错综复杂、纠缠不清地混杂在一起。
境况这一观点在我们投入行动之初就排除了绝对的自由。”
只有当决定、行动完全来自内部时，自由才会是绝对的。
可是我们既是我们自己又是境况，我们的自由只是相对的，只是境况中的自由。
萨特当然也是这样讲的，但梅洛-庞蒂责备他过分地分割了主体与客体，除了接受或者全部自由或者全无自由之外别无选择，而这正是模糊哲学所拒绝的东西：“境况这一思想在我们投入行动之初就排除了绝对的自由。
同样，在其结尾也排除了它。
任何行动，包括黑格尔式国家里的行动，都无法使我超越一切差异，使我完全自由。
这一普遍性本身，一旦进入人的经历，就成为凸显在世界背景上的一个独特性，存在不可能是完整的，它同时对其瞄准之对象进行一般化和个别化。”
客观与主观的模糊关系只有在行动中才能被超越，超越的条件是：历史尽管曲折，最终会给自己一个对精神和意识来说是满意的解释，也就是说历史最终达到人承认人、“真正的主、主体关系”
的状态。
梅洛-庞蒂的这个分析是针对萨特主义的，他谴责萨特主义不了解主、客体间的辩证，把自在与自为设定为对立面，可它们永远也不可能构成辩证关系。
在后一个阶段，即《人道主义与恐怖》后，《辩证法的遭遇》中，梅洛-庞蒂将取消他以前给予共产党的特权，因为那时他认可共产党把我们导向历史的意义。
这说明梅洛-庞蒂接受了自己选择所带来的风险：既然所有对历史的知性都是定位的、带有偏见的，那么他本人的知性若想为真就必须与某个东西联系起来，这个东西将赋予历史本身一个终极意义。
无论是对梅洛-庞蒂还是对萨特，存在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所提的问题并无二致：对历史的感知因观察者的境况而被个别化，这时人们便会问为何其中的一种感知具有真理价值。
为何萨特、梅洛-庞蒂、或共产党拥有感知历史真实性的特权？在萨特那里问题也一样，只有一点区别：对他来说，一切客观化说到底都是异化，例如人的惰性实践、平凡生活，例如人对自身的外化和陌生化；对他而言，实现“真正的主、主体关系”
或与别人自由相处的唯一途径就是行动。
在《辩证理性批判》的第二部分中，关于团体，革命群体的理论代表了一种人摆脱异化开创人类的方式。
只要人们为一个共同目标一起行动，他们就会避开那一永恒的辩证：他人在我眼中被客观化，我在他人眼中也被客观化，于是我们每个人都变成了他人的地狱。
对马克思主义重新进行存在主义的阐释，以上便是这方面几个基本的哲学或人类主题的主线。
很明显，不管是萨特的阐释还是梅洛-庞蒂的阐释，他们对政治或实践的关心在其中都起到了支配的作用：他们想与共产党联盟或攀亲，但又不想牺牲他们智慧的结晶，即他们自己的哲学和存在主义的阐释学。
其结果是：他们采纳了某一阐释学传统观念，即所有对历史的知性都是固定位置上的知性，是有偏见的和不完全的。
他们坚信——这也是争议的一个焦点——在对一个境况的亲历、理解和通过历史认识对这一境况的重建之间，有着基本的同质性；于是他们假设历史可以找到一个终极意义，认定自己可以超越不同视界的矛盾和竞争。
我以为，他们两人都假定（我不能肯定自己年轻时在《历史哲学引论》中没在某种程度上犯同样的错误），一边是历史行为人或当代历史主体的感知，另一边是史学家对过去事件的重构，在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亲缘关系，一种姐妹关系。
上周，我举过越南战争的例子，我跟你们说：作为行为人——当代观众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行为人——不可能看不到这个战争或者是北越对南越的侵占，或者是美帝对越南的侵占：根据不同阵营的感知体系，我们必然会给我们经历的这场——其第二阶段刚刚结束——战争一种不同的意义。
因此，未来的史学家不见得就必然会像当事人那样进行片面的解释。
因为说到底，未来的研究越南战争的史学家将会努力地去做一件我们任何人都不会立即去做的事，即阐明境况的含混之处。
谁更像侵略者，这要看我们如何假设南越人是否盼望受河内政权的统治。
此外，研究越战的真正的史学家会找出我们对这场战争的种种不同的感知方式，帮我们弄懂这一段经历；他并非必须选一种感知作为唯一真实的感知：实际上，越战的历史真实性很可能就是种种矛盾感观的综合。
换句话说，当事人或行为人的看法的确是不完整、不公正的，但人们并不能因此就推断说历史认识也像当事人的观点一样是不公正的。
若我们假定，史学家重建的历史与当事的行为人的感知有着本质上的差别，大部分历史知性中的相对性问题即使不全消失，也会变得面目全非。
分析学家们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以上讨论的问题。
给历史寻找一个意义对他们来说在本质上是形而上学的，因为人只有在经历结束时才会知道其意义——假若经历有一个意义的话。
另外，认识历史不在于找到历史的一种意义，而是重建历史的多种意义，行为者或观察者通过亲身经历给予历史的多种意义。
因此，梅洛-庞蒂提出的关于历史是否有一个意义这个问题，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在黑格尔传统的哲学中该问题才有意义，在存在主义类型的哲学中它就很可能不合法：如果实际历史构成历史真理，如果对实际经验的认识便是对历史的理解，如果历史与人生经验同质，那么从定义上讲人们不可能找到决定论，找到历史规律以及未来的可预见性。
只有当我们给予某一实际经验一个特权时，例如像梅洛-庞蒂和萨特那样赋予无产阶级运动一个特权时，人们才可能给历史一个意义，一个方向，但这特权完全是形而上学的，对此历史分析哲学学派不一定会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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