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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征的概念，表征，就是说一个个体的可见特性是某种不可见的隐藏特性的印象。
——此外，当然还有类比的概念，类比，就是两个或多个不同实体之间的关系的同一性。
在这一时期，符号的理论和各种解释技术，就依赖于完全清楚地定义所有可能的相似类型，而这样就建立起两种完全不同的知识类型：认知和灵知。
认知就是从一种相似向另一种相似的过渡，在某种意义上是水平方向的知识；灵知则是一种深入的知识，从一种表面的相似到一种更为深刻的相似。
所有这些相似展示了世界的一致，这种一致正是相似的基础；它们和伪像相对立，伪像就是与坏的相似，二者之间的对立，就像上帝和魔鬼一样，是天壤之别。
如果说西方思想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发展已经将16世纪的这些解释技术悬置起来，如果说培根、笛卡儿对相似的批判在把它们放到括号里发挥了重要作用，19世纪，特别是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再次为我们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的可能性，他们重新建立起一种解释学的可能性。
《资本论》第一卷、《悲剧的诞生》和《道德的谱系》这样的文本，以及《梦的解析》，再次让我们置身于解释技术之中。
它们具有一种令人震撼的效果，这些著作在西方思想中所造成的创伤，在我们看来，可能来自于它们重建了某种马克思本人曾称作“难解之物”
的东西。
它使我们处于一种不舒服的位置，因为这些解释技术和我们自身相关，因为我们作为解释者，恰恰是通过这些技术来解释我们自己的。
正是借助这些解释技术，反过来，我们必须质问弗洛伊德、尼采和马克思这些解释者，是否我们将永远被打发到一种无尽的镜子游戏之中。
弗洛伊德曾提到，西方文化中存在着三大自恋创伤：由哥白尼造成的创伤；因达尔文发现人是猿的后代所造成的创伤；而由弗洛伊德本人所造成的创伤则是在他发现意识依赖于无意识的时候。
人们说，弗洛伊德、尼采和马克思在把我们置身于一种总是折射回自身的解释的任务中，尽管没有围绕我们、为了我们而建构这些镜子，但这些镜子传达给我们的影像，正是构成我们今天的自恋的永久性创伤。
我寻思，我们恐怕不能这样说。
不管怎样，出于这一考虑，我想指出几点，在我看来，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并没有运用某种方式使西方世界中的符号增殖。
他们并没有赋予那些没有意义的事物以一种新意义。
他们实际上改变了符号的性质，变更了通常可能用来解释符号的方式。
我要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马克思、弗洛伊德和尼采有没有深刻地改变符号在其中可以成为符号的分布空间？
在我拿来作为参照点的16世纪，符号被放在一个各向同质的空间中，以一种同质的方式来加以处理。
地上的符号反映的是天上的世界，而它们也同样反映地下的世界，它们在动物中发现人的映像，又在植物中找到动物的映像，反之亦然。
从19世纪的弗洛伊德、马克思和尼采开始，根据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深度之维的维度，符号被放置在一个远为分化的空间中，只要我们不将深度理解为内在性，而是相反，理解为外在性。
我特别想到尼采无休止地与深度进行的长期斗争。
在尼采那里，有一种对理想的深度、对意识的深度的批判。
这种深度似乎是对真理的纯粹而内在的探究，而尼采揭示了它不过是哲学家的发明。
他展现了这种深度如何暗含着屈从、虚伪和假面具；因此当解释者试图考察符号以便揭示它们的时候，必须沿着纵向的垂直线下降，并且展现出这种内在性的深度实际上并非它所说的。
解释者因此必须下降，像他所说的那样，是“底层的出色挖掘者”
。
但实际上当我们解释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走完这条下行线，而只能是为了重建已被掩盖和隐藏的灿烂的外在性。
这是因为，如果说解释者必须像挖掘者那样亲身到达深处，那么解释的运动则相反，它是一种凸显、一种逐渐上升的凸显运动，它总是让深度在它的上面以一种越来越可见的方式展开；深度现在被重建为完全表面的秘密，以致鹰的飞翔、山的攀登，所有这种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如此重要的垂直性，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都是深度的颠覆，都是发现原来深度不过是一种游戏，一种表面的折叠。
随着世界在目光之下变得更有深度，我们看到所有诉诸人类深度的东西都不过是一种儿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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