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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考虑，这种空间性，这种尼采与深度进行的游戏，它们能否与马克思所处理的表面上不同的平庸的游戏相比较。
平庸的概念在马克思那里是非常重要的，在《资本论》的开头，他解释他如何不同于柏修斯（Perseus），他必须要深入浓雾，才能揭示出实际上并没有妖怪和深奥的谜语，因为在资产阶级的观念中形成货币、资本、价值等有深度的东西的一切，实际上不过是平庸。
当然我们还应该想到弗洛伊德所建构的解释空间，不仅体现在著名的意识和无意识的拓扑关系中，而且同样体现在他所表述的精神分析用来观察病人的规则中，以及精神分析医生对完全处于语“链”
过程中的表达的解码上。
应该想到空间性，毕竟它很具体，而且弗洛伊德赋予这种空间性以相当的重要性，它使病人暴露在精神分析医生凸出的目光之下。
我要向你们提出的第二个主题还与第一个主题有点关联：即从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三个人开始，解释最终变成了一种无限的工作。
事实上，在16世纪就已是如此，但是符号之间相互构成映像，仅仅是因为相似终究是有限的。
从19世纪开始，各种符号在一个无法穷尽的网络之中相互交错，而符号本身也是无限的，这并不是因为它们依赖于一种没有边界的相似，而是因为有不可还原的裂缝，开放之处。
解释是未完成的，它总是被撕裂的，总是处于自身的边缘，悬而未决。
我认为，这样一些事实，在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那里的表现方式相当近似：都拒绝开端。
马克思拒绝“鲁滨逊式”
的分析；在尼采那里，开端和起源之间的区分极其重要；而在弗洛伊德那里，回溯的和分析的步骤总是具有未完成性。
我们会看到，这种经验尤其呈现在尼采和弗洛伊德那里，另外，以较弱的程度也呈现在马克思那里。
我认为这一点对现代解释学极其重要，我们越是深入到解释之中，我们同时就越靠近一个极其危险的区域，在那里解释不但会遇到解释折返的点，而且它作为解释本身也会消失，可能招致解释者本人的消失。
存在总是靠近解释的绝对之点，但同时它也总是靠近一个断裂之点。
我们十分清楚，在弗洛伊德那里，是怎样逐渐发现这种解释在结构上开放、在结构上裂开的性质的。
它首先是在《梦的解析》中以一种颇具暗示意味，很大程度上为解释本身所遮掩的方式出现的：这就体现在弗洛伊德分析他自己的梦，会以羞耻或不透露个人隐私的理由来中断自己的论述。
在分析杜拉时，我们看到，弗洛伊德考虑到几年后他将称为迁移的某种东西，因而提出了一个观点：确实必须中断这种解释，不能一直走到头。
被分析的对象和进行分析的医生之间的关系显然是精神分析的组成部分，它为精神分析打开了一个空间，精神分析在其中不断地展布自身，但却从不能完成自身。
而后来，正是从这种关系的无限性和无限地产生问题的特征入手对迁移进行的全面研究，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精神分析的不可穷尽性。
在尼采那里，解释显然也总是未完成的。
对他来说，哲学如果不是一种总是悬而未决的语文学，一种没有终结的、总是可以向更远处展开的语文学，一种从未绝对固定的语文学，那又能是什么呢？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正如他在《超越善与恶》中所说，“由绝对知识造成的灭亡完全能成为存在基础的一部分”
。
然而，他已在《看哪！
这人》中揭示出，他是怎样地与这种属于存在基础的绝对知识贴近的。
1888年秋的都灵之行，情况也是一样。
如果我们从弗洛伊德的书信集中破译出，自从他创立精神分析时起，他就处于无休止的焦虑中，我们就可以考虑弗洛伊德的体验是不是在本质上和尼采的情况很近似。
解释的断裂点，也是解释汇聚之处，然而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解释成为不可能的。
这里涉及的问题，完全可能是某种犹如癫狂的体验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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