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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墨：另外一个问题：对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来说，他们思想中的主要部分不就是一种意识的自我神秘化吗？不正是在这一点上，19世纪以前从未出现的新思想在黑格尔那里找到它的根源吗？
福科：对我而言，告诉您确切地来说这不是我所要提出的问题，显得是在逃避。
但我本就打算如此对待解释的。
为什么人们进行再解释？是在黑格尔的影响下吗？
有一件事情是确实的，那就是符号的重要性，不管怎样，人们在符号的重要性和影响方面所达成的一致，在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发生了一个确定无疑的转变；究其原因，有很多。
例如，古典意义的语文学的发现，印欧语言体系的组织，事实上，分类法失效了，所有这一切可能已全部重组了我们符号的文化世界。
如在广义上理解的自然哲学方面的东西，不仅在黑格尔那里，而且在所有与黑格尔同时代的德国人那里，无疑都是符号体制这一在当时文化中发生的变化的明证。
我觉得实际上可能是，也就是说，在更丰富的层次上对于人们所提出的问题的类型来说，在意识神秘化的观点中，可以看到一个符号的基本体制的变化的主题，而不是相反要从中发现解释焦虑的起源。
陶布（Taubes）：福科先生的分析不够完全吧？似乎你没有考虑到具有决定性地位的宗教的注释，而且也没有遵循真正的历史衔接关系。
尽管福科先生刚刚谈过这一问题，我还是认为19世纪的解释开始于黑格尔。
福科：我没有谈到宗教的解释，它确实极其重要，因为在我所描述的这段非常简短的历史中，我关注的是符号方面，而不是意义方面。
至于19世纪的断裂，人们很可以把它置于黑格尔名下。
但在符号的历史上，从其最大的广延上来看，印欧语言的发现、通用语法的消失、有机体概念取代了特征概念，这些在其“重要性”
上并不逊于黑格尔哲学。
不应该混淆哲学史和思想的考古学。
凡蒂默（Vattimo）：要是我对您没有理解错，马克思就应该划分到像尼采那样发现解释的无穷性的思想家中间。
对于尼采，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
但在马克思那里，并不必然有一个终点吗？基础结构难道不就是某种应该被看作是基础的东西吗？
福科：对于马克思，我一点也没有发展我的观点；我甚至担心我没法论证它。
但就拿《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来说吧，马克思从不把他的解释表达为最后的解释。
他十分清楚，并且他指出，人们可以在一个更深入的或更一般的层次上进行解释，没有更踏实的解释理由。
华尔（Wahl）：我认为在尼采和马克思之间、尼采和弗洛伊德之间有冲突，虽然他们之间有一些相似之处。
如果马克思有道理，尼采就应该被解释为那个时期的一个资产阶级的现象。
如果弗洛伊德有道理，就必须了解尼采的无意识。
因而我看到尼采和其他两个人之间有一种冲突。
我们不是确实有太多的解释吗？我们有“解释病”
。
无疑，必须不断地解释。
但不是同样有某种有待解释的东西吗？我还是要问：谁解释？有一个骗子，但谁是这个骗子？最后：我们被欺骗了，但被谁欺骗了？总是有一种解释的多元性：马克思、弗洛伊德、尼采，还有戈宾诺（Gobineau）……有马克思主义，有精神分析，还有所谓的种族的解释……
福科：我认为，正是通过对甚至是无尽形成的解释的界定，才使解释的多元性和解释的冲突的问题成为可能。
解释没有一个绝对的点，可以由之出发，对解释自身加以评价，作出决定。
以致这个事实——我们在解释的时候我们也必定要被解释的事实——每个解释者都必须知道。
这种解释的过度确实是深刻地构成目前西方文化特征的一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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