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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专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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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大陆的宪政议会制有其古典时期，即路易·菲利普（LouisPhilippe）的资产者王国，其古典代表人物是基佐。
对基佐来说，古代的君主制和贵族制是失败的，而汹涌而来的民主制似乎是一股大潮，为此必须筑起一道拦洪大坝。
宪政-议会的资产者王国，徘徊于君主制和民主制之间。
一切社会问题都在议会中通过理性的公开辩论加以解决；“中道”
（justemilieu）一词就来自这种思想最深处的内核，像资产者王国这类概念，其内部已包含着“中道”
和有原则的妥协的全部思想。
与议会制宪政而非民主制对立的，是要消灭议会制的专政思想，它变成了时兴的话题。
1848年这个关键年份既是民主年，也是专政年，都与议会制思想的资产者自由主义相对立。
辩论、制衡、进行有原则的协商，这类思想处在两个极力反对它的对手之间，它们认为，协商性辩论只是浴血的决断斗争之间的插曲。
这两个对手用不摆平衡、没有商量、不容争辩，也就是说，用专政作出回答。
用一句常见的话来暂时描述一下吧：一种是理性主义的不容争辩，一种是非理性主义的不容争辩。
就没有商量的专政是从其不通融的理性主义中诞生的而言，它已经有其漫长传统：启蒙运动的教育专政、哲学上的雅各宾主义、理性的强制、从理性主义和古典主义精神中产生的形式统一性，“哲学与剑的结盟”
。
随着拿破仑的失败，这种传统似乎也寿终正寝，在理论和道德上被新近觉醒的历史意识所克服。
然而，理性主义专政的可能性总以一种历史哲学的形式，作为一种政治理念而继续存活着；其支持者是激进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其最终的形而上学证明建立在黑格尔的历史逻辑的基础上。
社会主义从乌托邦走向科学，并不意味着它否定了专政。
上次世界大战以来，少数激进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相信，他们必须回到乌托邦，社会主义才能重振其专政的勇气，这就是一个醒目的征兆。
这表明，科学已不再是当前这代人社会实践的基础，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然而，这也并不表示，专政的可能性已与科学社会主义无缘。
必须正确理解“科学”
一词，不能仅仅把它局限于精确的自然科学技术。
自然科学的哲学当然不能为专政提供根据，就像它不能为任何政治制度或权威提供根据。
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性主义所进入的领域，大大超出了自然科学可能涉及的范围，甚至已经大大胜过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信仰，完成了一次几乎不可思议的飞跃。
如果这种理性主义能保持自身原有的活力，其强度肯定可以跟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媲美。
只有作出科学的表述，社会主义才会认为自己掌握着一种从根本上不可动摇的真理，也只有在这时，它才会宣称使用暴力是正当的。
历史地看，社会主义的科学性意识出现于1848年以后，也就是社会主义变成一种有望在某一天实现其理念的政治力量之后。
在这种科学性中，实践的和理论的认识融为一体。
科学社会主义常常意味着一种否定、一种对乌托邦的拒绝，然后才有了自觉干预社会和政治现实的决心。
对于社会和政治现实，不是根据想入非非的美好理想从外部来认识，而是从其内部，根据其真实的、得到正确理解的内在条件来分析。
这是一个从社会主义的多种方面和可能性中寻找终极的、理性意义上的关键论证的问题，目的在于找到社会主义信念的最终证据。
信念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现实的真正解释，以及符合这种知识的正确实践；所以，能够从内部正确把握社会、生活的客观必然性，从而对其实行控制。
鉴于马克思、恩格斯——当然还有那些能够产生理智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发展的特性有着生动的意识，不能把他们的科学性比作另一些为把自然科学方法和精确性运用于社会哲学和政治问题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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