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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在要求论证性的政治论说。
我们是在寻求一种能够证明或否证政治建议的“正确性”
的论证。
简言之，我们是在要求具有必然真理的政治论说。
人们相信，至少在两个不同条件下，政治论说可以有这种特征：（1）人们认为，如果已知绝对确定性和普遍应用的原理或公理，任何政治建议可参照它们决定其优点，论证性的政治论说就能出现。
（2）或者，如果我们有关于人类行为、人类状况、事件进程和有时被称为政治社会的条件的东西的绝对知识，能在不同的决定付诸实施前，就预言而不是猜测它们的结果，并且使我们能证明，我们关于做什么有利，做什么有害的判断，以及什么是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的判断的“正确性”
，政治论说也会出现。
简言之，人们相信，论证性政治论说要么可以从一种其组成信念被赋予公理的逻辑地位的“意识形态”
中产生，要么可从一种其组成信念被赋予关于人和事情进程的绝对知识陈述的逻辑地位的“意识形态”
中产生。
柏拉图是论证性政治论说第一个版本的开山鼻祖。
他理解的政治活动是追求人类至善或正义，“正义”
的理念提供了可以决定一切人类行动的优点的普遍不变的标准。
他认为“正义”
这个理念的知识是摆脱了意见的不确定性和相对性的真正知识；是政治论说的充分必要条件，政治论说因此能成为由一个“意识形态”
支配的证明性论证，这个“意识形态”
由一个单一的具有公理地位的理念构成。
柏拉图的立场的力量是显而易见的。
他承认，如果政治论说应是论证性的，它必须避免在决定回应一种政治形势时将一种“承认的善”
与另一种相比较，因为这决不能达到一个论证性结论。
可取的东西必须是简单、普遍和不变的。
柏拉图脑子里挥之不去的政治论说形象是一个手中握有完全可靠的测量杆的人的形象：政治论证就是以一个单一、清晰、普遍有效的尺度来衡量种种政治建议，根据这个尺度来判断它们。
就像伊索克拉底[2]认识到的，这就是为什么在苏格拉底的对话里，柏拉图那么用心地将一切美德归结为一种美德、正义。
如果政治论说应是论证性的，道德理想间冲突的可能性必须消除。
论证性政治论说的企图是要能以某种方式证明一个回应一种政治形势的建议的“正确”
或“不正确”
。
这只有从该形势中消除偶然性才能办到，因为只要偶然性还在该形势中，它就一定在回应中再次出现。
柏拉图打算通过将每种政治形势解释为对理想“正义”
的观念的背离，而不是紧迫的事件或事件的组合，通过将一切政治决定不是认作做什么事的决定，而是认作确定这种背离的决定，来消除偶然性。
在他看来，一种政治形势是其“不正义”
构成的，政治决定就是认出这种不正义。
虽然这些条件引出了证明性论证，但却使该论证无法致力于对付无论什么具体的政治形势。
证明性论证只能关涉到抽象观念间的关系，例如正义与民主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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