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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可以以同样一种论证来抵制，总的来说，人们发现那些论证更有说服力。
建立在通常发生，因而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基础上的结论，只要表明可能性没所声称的那么强，或某些别的预期更可能实现，就可以被反驳。
通过表明符号与据说它所表示的东西之间的联系不像所假定的那么强，可以反驳依赖符号（它们在政治论证中总是容易出错的符号，而不是必然原因）的结论。
依赖例子的结论也可以被反驳，只要表明所声称的类似不存在或被夸大了，或所声称的类比（如果它是一个类比，而不是一个所声称的类似）牵强附会，或产生否定的例子或其他有对立倾向的例子，以及其他较有说服力或数量上占优势的例子。
那么，构成这种政治论说词汇的信念就被给予了基本原理的，或建构基本原理的材料的逻辑地位。
它的论证是与偶然性有关，而不是与必然性有关；与或然性和预期有关，而不是与可证明的确定性有关；与猜测有关，而不是与证据有关；与推测和猜想有关，而不是与计算有关。
它是设计来在不可能提供包含在建议中的命题的证明或反证的地方说服人们去决定和行动的推理。
但是，亚里士多德继续说，这种政治论说是企图从行动的方针出发，说服人们追求或不追求所期待的好的或有害的东西。
像所有做什么不做什么的规劝一样，政治规劝关系到人类幸福，关系到促进幸福或损害幸福的东西。
然而，在这里，人类幸福不应理解为一种简单的、普遍的、不变的事物状况，而要理解为由复杂的、变化的事情状况构成，我们通常倾向于同意这些事情是我们想要的，但它们经常按照情况而彼此不一致。
亚里士多德说，可以把这些称为社会“承认的善”
。
因此，在这种政治论说中，一切价值判断的逻辑地位也是基本原理的逻辑地位——关于人们通常相信的想要的事情状况的一般陈述。
此外，既然社会“承认的善”
不可能在任何一个场合都必然被同样确保，这种政治论说就该表明如果遵循这个建议而不是任何别的建议，这些善中将有较多的被保证，较少的受损害；或者表明，为什么在这些情况下，这个“善”
应该以牺牲那个“善”
来确保。
这样一种论证必须采取的形式是权衡利弊，猜测行动可能的结果。
那么，这里是有某种逻辑设计的政治论说；它是去说服但不能证明的论证。
它从给予信念（该信念构成其言谈词汇）的逻辑地位——基本原理的地位或基本原理的组成部分的地位：一般认为是真的信念和一般认为是重要的价值——中得到这个设计。
这也许是在政治论说中找到的最普通的逻辑设计。
它是从古代世界传到我们的一切政治演讲的那种设计；它是最近500年多数国会言论的那种设计；它是一切国家文件的设计——例如，它最准确地反映在艾尔·克罗爵士1907年的德国外交政策备忘录中。
但是，不管在选择普遍原理、例子和符号上有多少改进，这种逻辑设计的政治论说已被认为是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的，这并不是秘密。
已经在它那里发现的缺点，确切地说，是它结论的不确定和它沉浸在不完全可预言的偶然性中。
难道我们不能做得比这些推测和猜想，比在黑暗中瞎猜和因为比别的行动略好些就被推荐的行动更好些？
对此的向往也许可能反映在古代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向神谕请示，及在冒险行动前占卜的实践中。
有全知的神的劝告或同意（被认为）就是享有人的思考不能提供的一种程度的确定性。
但神谕的意见常常是模糊的，神的善意并非是毋庸置疑的。
就像马基雅维利所说的，无论罗马人在确定征兆时多么谨小慎微，“当他们看到为什么应该做某些事情的好理由时，他们无论如何都做，不管征兆有利与否”
。
因此，在政治事务中——实际上，在一切实践事务中，以确定性代替猜测的愿望，就转向别的方向寻求满足。
现在，如果我们试图将政治思考从关于行动的可能结果和关于不同的事情状况偶然的可取性的猜测和意见中解放出来，我们是在要求什么？我们是在要求一种政治论说，其逻辑设计不同于伯里克利思考所属的逻辑设计，也不同于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考察的那种逻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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