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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明”
了1953年的柏林事件、1956年的布达佩斯起义、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
他们“说明”
了俄华冲突。
但他们的辅助假说都是事后为了保护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受事实的反驳而编造出来的。
牛顿的纲领导致新颖的事实；而马克思主义的纲领落后于事实，并正在迅速奔跑以赶上事实。
总之，经验进步的标志不是微不足道的证实：波普尔正确地指出，这种证实当以百万计。
掷石坠地，这无论重复多少次，也不是牛顿理论的成功。
但波普尔所鼓吹的所谓的“反驳”
也不是经验失败的标志，因为所有的纲领永远都是在大量的反常中成长的。
真正重要的是戏剧性的、出乎意料的、惊人的预测：这种预测只要有几个就足以改变局面；一旦理论落后于事实，我们所论述的纲领就可悲地退化了。
那么，科学革命是怎样到来的呢？假设我们有两个竞争的研究纲领，一个是进步的，而另一个是退化的，科学家们倾向于参加进步的纲领，这就是科学革命的基本原理。
但是，尽管公开竞赛记录是知识诚实性的问题，坚持一个退化的纲领并试图把它转化为进步的却不是不诚实的。
与波普尔相反，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并不提供即时的合理性。
必须宽厚地对待年轻的纲领：研究纲领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开始发展并成为经验上进步的纲领。
批评并不是像波普尔所说的那样通过反驳很快地扼杀一个纲领。
重要的批评总是建设性的：没有一个更好的理论，就构不成反驳。
库恩认为科学革命是突发的、非理性的视觉变化，这是错误的。
科学史驳斥了波普尔，也驳斥了库恩：仔细地观察一下就会发现，无论是波普尔的判决性实验还是库恩的科学革命其实都是神话：通常发生的情况是进步的研究纲领取代退化的研究纲领。
科学与伪科学的分界问题对批判的制度化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哥白尼理论在1616年被天主教教会所禁止，因为据说它是伪科学。
1820年天主教教会从禁书录中解放了哥白尼理论，因为这时教会认为事实已证明了哥白尼理论，因而它成了科学的。
1949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布孟德尔遗传学是伪科学，并在集中营中处死了孟德尔遗传学的拥护者，如瓦维洛夫院士；处死瓦维洛夫之后，孟德尔遗传学被恢复了名誉。
但党仍然持有决定什么是科学，可以发表，什么是伪科学，应该惩处的权力。
西方的新自由派势力集团同样对它所认为的伪科学行使否定言论自由的权力，就像我们在关于种族和智力的辩论中所看到的那样。
所有这些判定都不可避免地取决于某种分界标准。
这就是为什么科学与伪科学的分界问题不是一个书斋哲学家的伪问题的原因：它有着重大的伦理意义和政治意义。
（兰征译）
[1]选自《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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