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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拉斯的结论是,马克思作出了超历史的道德判断,尽管他同时认为对每一生产方式来说所有的正义原则都是特定的,不能用它们去评价其他生产方式中的实践。
一些学者认为,持一种相对主义的正义观和同时用道德语言批判资本主义,二者之间并不必然构成矛盾。
乔治·布兰科特(GeeBre)、斯蒂芬·卢克斯(StevenLukes)和艾伦·伍德(AllenWood)已分别论述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谴责基于诸如自由和自我实现等价值观,而非基于以永恒原则为基础的正义概念。
约瑟夫·麦卡尼(JosephMey)认为,我们不一定要从与正义概念相当的理论水平上来看待那些马克思用来描述剥削的道德语言。
他提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把“相对于特定的社会秩序”
的正义和具有“某种超历史意味”
的评价区分开,因为毕竟把正义当作“受时代环境的约束并具有明确的司法规定的”
东西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我认为,在这一点上麦卡尼基本是正确的,但当杰拉斯要求出具证明以支持并解释马克思正是这样做的,其要求也十分合理。
在下文中,我将试图阐明马克思的正义概念是一个“有限相对主义”
的概念,并试图揭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他早年浸润于古希腊哲学与文化的结果。
马克思的伦理立场的一个关键特征是他的人的本质的概念,此概念是杰拉斯极力捍卫的。
我在其他地方已经证明过,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概念是其社会理论的伦理基础。
马克思认为,使我们特别地成为人的是我们创造性地和社会地进行生产的能力,这一生产概念将思与行结合在一起。
人类劳作的产品是我们特殊性的物质证明,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
,但在前后相续的诸种生产方式中,生产者并未感到这种力量是他们自己的。
广大生产者从未控制过生产过程。
历史始终在实现着人的本质,但总是以扭曲或歪曲的形式进行。
资本主义是一个充满了不可避免的结构矛盾的全球系统,在其产生和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马克思看到了生产者控制生产过程并使其存在与本质和谐一致的机会,从而宣告了人类社会“史前史”
的终结。
这一观点是本质主义和目的论的,这反映出马克思与古希腊思想的持久联系。
像亚里士多德一样,马克思并未简单地运用事实性语言来定义人的本质,而是暗示它应该被完成。
人的本质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既定的完成,被马克思用史诗般的语言构想为持续而漫长的阶级斗争旅程的终点。
马克思在论及资本主义的劳动契约的不公正时,用了明显的辩证法语言。
杰拉斯指责马克思在证明平等交换转变为不平等交换的过程中采用了“辩证法的狡计”
。
在《大纲》中,马克思提出,“通过一种特殊的逻辑,资本方的财产权辩证地转化为对异化产品的权利……无偿占有异化劳动的权利”
。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他写道,“在一定程度上,商品生产——与其自身内在的法则一致——经过了向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商品生产的财产法则必须经过辩证的颠倒,以使其自身变成资本主义占有的法则”
。
在等价交换的表象背后潜藏着剥削的本质。
通过揭示隐藏在等价物之自由交换的花言巧语背后的对剩余价值的榨取,马克思还展示了权力是如何从生产者那里抢夺过来,又以货币或资本的形式作为凌驾于他们之上的异己力量呈现在他们面前。
工人在与资本家交换其劳动能力时,“被迫放弃了它的创造力,就像为了一碗红豆汤而放弃了自己的长子权的以扫(Esau)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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