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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
他同自己社会中其他人是什么关系？从什么意义上说这是“他的社会”
？从什么意义上说不是？他同这个社会中其他成员的差异，是不是类似于另一些更常见的差异，例如那些使通常被视为单一社会整体——国家或民族——中的人分成不同阶级、职业、信仰等社会团体的差异？
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对于那些得以从古老的囚室中走出来重见天日的人，对于走出了西方世界的犹太人聚居区的限制——或无其名有其实的这类地方——的人，这个问题变得尤为紧迫。
这种解放来得太突然：还没有人为调适问题作好准备。
有些人在一个陌生的、更为广阔的世界这个前景面前退缩了，他们更喜欢待在有着古老限制的狭小的阴影中。
还有些最热情、最有抱负、最有理想主义和乐观精神的人，满怀殷切的希望走向光明。
有些人成功地同自己的新同胞融为一体，改变了自己的信仰或至少是自己的习惯，显然没有付出多大的痛苦或精神代价，譬如19世纪英国的犹太银行家吉登，他的名字今天几乎已经被人遗忘了；还有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或那些杰出的银行家和铁路建设者，圣西门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弟子们。
另一些人，出于不同的原因，但经常是心理上的原因——天性中的某种与自己的意愿相反的不屈性格——觉得没有能力同化，或无法做到那些大大改变自己习惯的人所必须达到的调适程度，他们有时驶离此岸，却没有碇泊于彼岸，一直待在两岸之间，他们受着**，却不甘屈服，成了复杂而痛苦的人物；他们漂浮在水中，或者换个比喻，他们彷徨于无人之地，把他们和同胞分开的那种个人品性中的自恋、咄咄逼人的傲慢和过度的自尊，向他们阵阵袭来。
他们不时被自怨自艾所折磨，觉得自己成了这个新社会中某些人嘲讽和厌恶的对象，而他们本来最希望得到这些人的承认和尊重。
这就是被迫进入异族文化者的人所共知的处境，当然这并不限于犹太人。
例如，不管是谁，只要读过半意大利人、半德国人的犹太音乐家费鲁西奥·布索尼的书信，都会认识到，他的生命被这种矛盾撕裂了。
希莱尔·贝洛克那些夸张的粗暴风格，可归因于他在英国社会中不稳定的地位，虽然他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还有许多不太知名的人士，即美国所谓的“归化群体”
（hyphenatedgroup[2]），尚未完全融入外国新生活的新移民。
不过，这种不适感最生动的事例，还要算一切流浪族群中最著名、最有天才的群体——失去了自己的信仰的严格约束这一支撑结构的西方犹太人，他们面对一个谈不上友好的新世界，它神奇而危险，每前进一步都可能是致命的，但是后退的危险同样大，无知、焦虑、野心、危险、希望、恐惧，都在刺激着他们的想象力。
过于急切地想进入一个显然不属于自己的传统，会导致自我挫败，导致过于热情地希望马上得到接受，希望丛生，然后是背叛：导致单相思、挫折、怨恨和悲痛，虽然这也可以强化感受力，而且就像牡蛎中的沙砾一样，能够引起造就天才珍珠的痛苦。
这就是希望走进外部世界的第一代天才而有抱负的犹太人的命运。
大家都知道路德维希·波尔纳和海因里希·海涅的故事[3]，对于他们，这种不正常的身份变成了一种困惑。
他们越是坚持自己属于德国人，是德国文化的真正传人，只关心德国的价值，或至少关心把启蒙的成果传播到他们的同胞中，他们在这些德国人眼里就越不像德国人。
对于处境安全的人来说，追求安全是一种反常表现，这常使他们恼怒。
在溜进了欧洲世界大门的犹太人中间，性情温和不事声张者，引不起人们的注意，他们的子女同邻居和平而自然地融合在一起。
精神更为大胆的人则是破门而入，引起不愉快的注视，虽然勉强得到了承认，在他们的新环境中却从未觉得完全心安理得。
他们为了保持步伐，为了战胜自己的无能，为了让别人相信他们的真实信仰、他们的忠诚、他们的创造力、他们在俱乐部中的合格身份，不断求助于各种权宜之计。
他们越是抵抗，就越是证明了他们所造成的这一问题的性质，证明了它难以用任何简单的办法加以解决。
在这篇文章中，我要谈谈这种历史和心理困境的两个重要代表：我选出这两个人来阐明我的看法，他们都是有影响的大人物，都有异乎寻常的才华。
他们在一些明显的方面彼此大不相同，但他们都具备我所接触过的某些特殊品质，而且他们有着共同的处境。
德国历史哲学家赫尔德最早让人普遍注意到这样一种主张：在人类的基本需要——就像食物、住所、安全、生儿育女、群体生活一样基本的需要——中，也包括归属一个被某种纽带——尤其是语言、共同的回忆、长期生活于同一片土地——联系在一起的特殊群体的需要，这个群体还附带着一些我们今天经常听到的属性：种族、血缘、宗教信仰、共同的使命感等。
不管我们揭示出多少在赫尔德思想中属于和平和人道主义的信念由于被夸大和曲解而造成的可怕结果，无可怀疑的是，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欧洲，却是一个受自觉的内聚原则支配的世界，一个以往相对受压制的群体——民族的、社会的、宗教的和政治的等——纷纷涌现的世界。
在这个民族、种族和语言上的少数群体，以及阶级、政党、社会等级纷纷自我觉醒的时代，个人属于哪一个群体、哪儿是他天然家园的问题，就变得越来越尖锐了。
犹太人在人道主义、平等、宽容、国际主义的大旗下获得解放，人们正是以这些启蒙主义的理想为号召，反抗国王和僧侣、无知和特权。
然而正如一切研究历史的人所发现的，大革命和随后的战争，也使民族、阶级、各种运动和个人的势力挣脱了枷锁。
不公正和不平等的牺牲者被允许进入的欧洲，是一个充斥着以往受压制的群体之间为自由和自决而激烈斗争的世界，一个受着民族主义的支配，为地位、权力和财富而残酷竞争的世界。
历史上最受歧视的少数人，怀着迫不及待的愿望，要同人类受尊敬的成员融为一体。
犹太人接受世俗教育的18世纪伟大的鼓吹者摩西·门德尔松，希望他们达到和他们邻居一样的社会、教育和文化水平：变得和其他人一样。
他的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都成了基督徒这一事实，并不十分令人惊奇；他们到底相信多少基督教信条，一向就不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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