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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必须追问，它是一种富有成效的方法，还是一种贫乏的方法，也即，它是否能够推进科学的发展。
因此，我们用来评判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标准，应该具有一种实践的本性。
通过把马克思主义描述为最纯粹的历史主义，我已经指出，我确实主张，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十分贫乏的。
马克思本人也许赞同对批评他的方法作这样一种实际的探索，因为他是发展后来被称作“实用主义”
的观点的首批哲学家之一。
他之所以被引向这一立场，我认为，是由于他确信，一种科学的背景为实际政治家——这种实际政治家当然也意味着社会主义的政治家——所迫切需要。
他教导说，科学能够产生实际的结果。
应该随时关注成果，关注理论的实际结果！
他们甚至谈论有关其科学结构的某些事情。
一门不产生实际结果的哲学或科学，只不过解释了我们生活的世界；然而它能够而且应该做得更多些；它应该改变世界。
马克思写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也许正是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使他预期到后来实用主义者所主张的重要的方法论理论，即科学的最富特征的工作，不是获得既往事实的知识，而是预见未来。
这种对科学预测的强调，实质上是一种重要的、方法论的发现，不幸的是，它把马克思引入了歧途。
因为一个似是而非的论据（只有当未来被提前决定——只有当未来像从前一样存在于过去之中、被嵌入过去之中——科学才能够预见未来）把马克思引向固执于这一虚假的信仰，即严格的科学方法必须建立在严格的决定论的基础之上。
马克思关于自然界和历史发展的“无情规律”
的说法，清楚地表明了拉普拉斯氛围和法国唯物主义的影响。
然而，相信“科学的”
和“决定论的”
术语如果不是同义的，至少也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现在要被说成是一个尚未完全消失的时代的迷信之一。
由于我主要对方法问题感兴趣，我感到高兴的是，当讨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时，并没有必要加入有关决定论的形而上学问题的争论。
因为不论这些形而上学争论的结果如何，例如，量子理论关于“自由意志”
方面，我想要说的是，事情早就解决了。
没有哪种决定论，不论它被表述为自然界的齐一性原理，还是被表述为普遍的因果规律，能够再被作为科学方法的必要假定来考虑。
因为物理学——一切学科中最先进的科学——不仅表明，没有这种假定，它照样能够从事研究，而且还表明，在某种程度上，它还同这些前提有矛盾。
对一门能够进行预测的学科而言，决定论并不是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
因此，科学方法不能被说成支持采取严格的决定论。
没有这一假定，科学也能具有严格的科学性。
当然，马克思不能因为坚持了相反的观点就应受到责难，因为他那时的最优秀的科学家都持有同样的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把马克思引向歧途的，并不是决定论的抽象的、理论的原理，毋宁说是该原理对其科学论观点、对其关于社会科学的目的和可能性观点的实际影响。
如果“决定”
社会发展的抽象的“原因”
观念不导向历史主义，它就不会如此十分有害。
诚然，这种观念没有任何理由让我们对社会制度采取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同每个人，尤其是决定论者对机械和电子设备所采取的显然是工艺学的态度形成奇怪的对比。
也没有任何理由让我们相信，在一切科学中，社会科学能够为我们实现揭示未来所储藏着的秘密这一古老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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