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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得不去克服的不仅是哲学所反对的那些生活关系；哲学本身，就其具体历史形式即一定的体系来说，束缚着人的理性，因而也应当被否定。
因此哲学不仅应该批判地对待外部世界，它也应该是自我批判的。
在这里，马克思说明了哲学的自我意识发展的矛盾性质以及这种发展的后果。
“因此，首先显得是哲学与世界的一种颠倒的关系和敌对的分裂的东西，然后就成为个别的哲学的自我意识自己本身内部的一种分裂，而最后便表现为哲学的一种外在分裂和双重性，表现为两个对立的哲学派别。”
[9]
总之，在哲学上合乎规律地存在着两个对立的派别，但是，这种存在的必然性，马克思是从哲学的自我意识在其一方面对于世界的关系上、另一方面对于自身的关系上的双重性和矛盾性中引申出来的。
因此，这里说的不是对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这种或那种解决，不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而是革命派和保守党派之间的一般对立，马克思把它们叫做自由派和实证派。
[10]马克思用自由派这个概念所表示的不是康普豪森、汉泽曼和其他敌视革命的资产阶级活动家所领导的自由资产阶级的那种运动，当时德国还根本没有政党，因而也没有自由资产阶级的党派。
这里说的是一种哲学上的党派、一种哲学原则，马克思认为这一原则的体现者不是康普豪森和汉泽曼，而是青年黑格尔派。
关于“自由派”
，马克思说，它批评事物的现状，力求实现哲学的要求，而“实证哲学”
派则在理性和世界之间挖掘一条鸿沟，即拒绝按照理性要求来改变世界。
马克思指出，“只有自由派这个概念的一派，能够带来真正的进步”
[11]，同时他又在“自由派”
的哲学原则和它的信徒——青年黑格尔派之间作了区分，因为青年黑格尔派总是害怕从这一原则中得出的结论。
这里说的当然是德国古典哲学，而且仅仅是这种哲学，那么从它的原则中究竟能够得出什么呢？马克思说，伟大的哲学学说产生批判的时代，这种时代“随着自身完成的哲学和它的发展的主观形式之后到来，具有泰坦般的性质，因为构成它们的统一的纷争是巨大的”
[12]。
马克思嘲笑了那些“半途而废的思想家”
的观点，他们力图妥协，企图只局限于“同实际需要缔结和平条约”
，而“泰米托克利斯却在雅典面临毁灭危险时，激励雅典人完全放弃该城，在海上、在另一个适合的地方建立新的雅典”
[13]。
马克思指出，自我意识的发展所产生的矛盾，自我意识和人的日常生活之间的冲突，迟早总要达到这样的限度，以致只能通过泰坦式的斗争才能解决。
不应当害怕这种斗争；只有这种斗争才能导向幸福的时代。
然而青年黑格尔分子（诚然，马克思说的是某些黑格尔主义者）却鼓吹适度、渐进的转化的范畴，虽然任何真正的质的差别都是飞跃。
马克思嘲笑那些害怕革命的暴风雨的黑格尔继承者的适度，他说：“普通的竖琴在任何人的手里都能发出声音；风神的竖琴却只是当风暴敲击它的琴弦时才发出声音。
面临着这场风暴无须惊慌失措，它是跟随在伟大的、世界性的哲学后面到来的。
那些不理解这种历史必然性的人，如果他们始终不渝，那他们就必定会否定，一般说来在完成了的哲学之后，还会有人存在；或者必定会认为适度的辩证法本身是具有自我意识的精神的最高范畴，并且会和某些曲解我们的老师的黑格尔主义者一道，断言适度是绝对精神的正常表现；但是冒充绝对事物的正常表现的适度，本身却成为无度的，即成为无度的要求。
没有这种必然性，就不能理解在亚里士多德之后怎么会出现芝诺、伊壁鸠鲁乃至塞克斯都·恩披里柯，在黑格尔之后怎么会出现现代哲学家的那些大都毫无价值的尝试。”
[14]
这里引证的马克思的话不仅说明了他的革命民主主义观点的形成过程，同时也证明了他对他曾一度参加的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批判态度，因为他意识到了（诚然，还没有完全地意识到）这个运动的哲学上和政治上的局限性。
青年黑格尔派把理论同实践绝对地对立起来，以此作为自己拒绝同封建浪漫主义反动思想进行实际政治斗争的根据。
他们倾向于把革命归入这样一种经验的现实之内——自我意识永远凌驾于这种现实之上。
由此便产生了意识中的革命的思想，但这决不是现实的、实践的革命的思想，因为这种革命的主要推动者不是哲学，而是群众。
与青年黑格尔派不同，马克思否定了自我意识同人们的日常生活的绝对对立，证明了实践的革命行动的必要性。
在马克思看来，自我意识归根到底是要被批判的那种经验现实本身的一部分，而自我意识和日常生活之间的冲突乃是生活本身内在固有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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