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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丧心病狂的论客们，却想用血来替主人洗涤，吐出跟着主人摇尾乞怜的狗嘴的话说：“学生们本不应当自蹈死地。”
无怪鲁迅掷给他们以这样的厌恶词句：“3月18日段政府惨杀徒手请愿的市民和学生的事，本已言语道断，只使我们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
（见《死地》）
在悼念刘和珍君的时候，鲁迅复以激昂慷慨的陈词，号召青年、革命者：“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见《记念刘和珍君》）果然继“三一八”
之后有“一·二九”
运动，有党所领导获至彻底胜利的抗日战争和反抗反动统治的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这时的鲁迅在现实面前，已不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时期的自感于个人力量微弱，莫谈国事的空气下，作三缄其口的消极态度，躲在一角抄抄古碑，写写字，钻到钻研碑帖方面上去了。
我们并不否认，鲁迅在整理旧文学上，从碑帖、拓本、汉魏六朝墓志、石刻等里面可以发掘出许多有用的东西，为研究中国字体的变迁，久久欲执笔的《中国字体变迁史》和为整理中国唐宋以来的文化、社会风俗习惯、生活进展而另辟途径是费了他积年累月的不少心血的。
这心血一直没有着落，以后终他的一生也对碑帖等再没有机会下手，至今对于这项研究工作可说还留空白，自是可惜。
但有更急迫的需要，这早已被《新青年》时代取而代之的，就是他不再沉浸于抄古碑而代以写《阿Q正传》……等等即是。
但也不要忽略了，鲁迅晚年在上海，当白色恐怖达到了极点的时候，他又想起了那久蓄心中的工作，也还是断续地向河南等地托人找寻资料，来完成他计划已久而未实现的心愿：写《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字体变迁史》。
就从这一时期起，鲁迅的生活变了，他的人生观变了。
由于参加到群众斗争中去，他在群众中生长，更加坚定，结束了独自彷徨的荷戟者生活而参与到人海的潮流中，以至走到广东大革命的时代里，又由广东到上海，直接参加了党所领导的左联和各种革命工作，作为时代中的冲锋陷阵的一个小兵而出现。
这个时代的关系，在鲁迅来说，是一条红线贯穿到他的末期，1936年10月19日为止的一个时代。
自然，这条红线在鲁迅来说，也只不过是为了便于说明他这一时期的工作而划分的，至少是在我这一方面就自己所能了解，体会到的来说。
当然，广义的说，则鲁迅的从医学转到文学上来，就早已萌蘖着他的一贯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运动。
五四以后的以李大钊先烈为首的新文化运动等等，都是中国人民急迫需要的药。
时局的推移愈甚，人民的四处寻求偏方、验方、灵方、圣药愈益迫切，就希望有那么一种药到病除的经验良方。
可以行之有效的，即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鲁迅坚决不移的跟着看到将来，看到必然胜利，看到这一胜利的将来是属于我们的而益加鼓足干劲，毫不休止地工作着。
但空间是有一定的，这时期丢开了搜集石刻而代以崭新的内容，在1925年从鲁迅的思想领域上看到他所读的书有：《新俄文学之曙光期》《俄国现代的思潮及文学》《新俄美术大观》《革命与文学》等。
和1926年还未出北京时看到的《无产者文化论》《无产阶级艺术论》，以及冠以露西亚、新俄等字的书，与线装本的中国书籍占着同一个地位。
（参看1925—1926年日记的书账）这和未名社出版《苏俄文艺论战》《烟袋》《四十一》等书、介绍新思潮在同一时期。
正如鲁迅向人们说的：寻求“新生力量”
而以苏联的成就为我们学习的榜样。
可以说已逐渐从向往走向初步认识了吧。
希望做一点什么事的人，也颇有几个，报纸杂志，也逐渐热闹起来了。
诚如鲁迅自己说的：“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这其实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事情的刺激的结果），也就不能有大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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