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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道理，秋白同志是处之泰然的。
当其住在东照里亭子间里，过着起码的生活，而又支撑着病体工作的时候，就连不用钱买来的太阳光也照不到，这对肺病是不利的。
杨大姐对革命、对同志的关怀，不由己地就非常热望他能有机会见到阳光，在我们面前也暗示过要他多来玩，我们当然欢迎。
但秋白同志却很泰然地解释：只要想一想革命者随时有入狱的可能，那时什么也不能做，更不用说见到阳光了。
住在外面，无论如何总比在里面（入狱）强百倍不止的，这样就在亭子间也心平气和了。
这是多么伟大的忠诚于革命，不知有己的崇高品德呀！
我们深深体会到他的精神，向他学习。
然而作为鲁迅个人所能做到的，对革命知己的关怀和友谊，仅只能拼命设法给他介绍出书，冀于物质上有所帮助，从而对病体增加营养，更其对革命有大贡献，但还是遭到现代书局第三种人杜衡的扣压，致《高尔基论文集》终于赎出后才能出版，这里看到中国旧时代的作家说些人民要听的话时，如果不是自己又要经营出版事业，就永远遭受呕气，鲁迅们就是如此度着最黑暗的时日。
1934年1月初，秋白同志离开上海去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
临行前曾到鲁迅寓所叙别。
这一次，鲁迅特别表示惜别怀念之情，表现于他自动向我提出让出床铺给秋白同志睡，自己宁可在地板上临时搭个睡铺，这在资产阶级社会生活的人是想不到，做不出的。
鲁迅以无产阶级思想，体贴对同志的爱，出于至诚做到了。
走后常常挂念着党的胜利，秋白同志的工作顺利。
突然接到一封从福建来信，是秋白同志被敌人捉去了，起先他冒为医生，能遮瞒一阵子，他写信来要接济，要保释，终于被敌人识破了，他就毫不掩饰地正面渺视敌人，以致遇害。
那时鲁迅从收到信，设法营救，以及知道被害的消息时，他长期被悲哀所痛苦着，连执笔写作也振作不起来了。
到1935年夏间，瞿秋白同志在福建被捕的消息传到之后，鲁迅就替他设法营救，甚至筹集资金接济狱中需要，但不久得到噩耗，使鲁迅极其悲痛地向人说：作者“已经并不急于要钱”
。
这就是最后一次鲁迅未能完成为知己服务的一次。
人们因为是鲁迅怀念秋白同志的牺牲于反动势力之手，托内山先生去日本印出《海上述林》以及为这书付出了辛勤劳力而对鲁迅的友谊也给予崇高的估价。
其实是不止鲁迅一人的。
噩耗传来不久，几个秋白同志的友好就暗地里集合到郑振铎先生家里，哀悼这位杰出的不屈的英勇战士的惨遭牺牲！
当时商议给他出书，传布、教育人民，以扩大革命影响。
大家集款，负担排印到制纸板的经费，印刷、纸张费用由鲁迅收尾，其中编、校等琐碎工作亦鲁迅经手，故有许多向朋友述说排印慢的书信（当时决定由开明排印的）。
但又想到：创作方面含有思想性政治性的，一时收集未必全，而且更须尊重党的决定，所以就暂定先出翻译。
《鲁迅书简》内给曹白信说得很清楚：“《述林》是纪念的意义居多，所以竭立保存原样，译名不加统一，原文也不注了，有些错处，我也并不改正—让将来中国的公谟（康谟尼斯，即共产主义）学院来办吧。”
这种态度，在信里充分显示出对党的尊重，对革命的尊重，对为革命而牺牲者的尊重。
一切由“将来中国的公谟学院来办”
，不敢印创作，就是先印翻译也不加改变，把决定的“权”
归给党，是战士听命于领导的态度，哪怕是小小的改动也不例外。
读到这里，充分觉得鲁迅遵照会议决定绝对相信党，肯定党的必然在不远的将来，即鲁迅逝世后十三周年获得胜利！
一切交给党，听命于党，这就是非党的布尔塞维克的鲁迅教给后人他们所应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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