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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好事之徒”
的鲁迅，无时无刻不在文化界找寻出版物的好处，为作家，为出版事业，这种精神是可宝贵的，尤其在反动统治大加扑灭文化的时候。
我们那时家里用了一个善良而又纯朴的老女工。
凡工人有错误，鲁迅是不加呵斥的，而况她对孩子很慈祥，令人想起长妈妈来。
鲁迅要孩子叫她姆妈，从不肯直呼其名的。
每逢我们走向饭厅吃饭的时候，她就来到鲁迅写作兼卧室的一间大房间里，做清洁工作或带小孩在这里玩耍。
有一天，我们吃完饭回到屋里一看，她和孩子玩得正欢，在朝马路的三层楼阳台上和孩子一页页的在吹纸片，说是放鸢。
孩子看到纸张飞舞，忽上忽下，高兴极了，总是要求再来一个。
在欢笑之下我们来了，不看犹可，一看，却是鲁迅书架内的一本书被撕去了大半本作蝴蝶或纸鸢飞去了，连忙拦阻，才把后小半本收回。
因为她是文盲，不懂得鲁迅视书如命的脾气，又图博得小孩欢喜，就什么也不管了，但鲁迅体谅她，没有加以责备，只戒以后不可再做了。
另一次来打扫房间，鲁迅写开的稿子来不及收起就去吃饭了，她老人家大约是擦桌子吧，顺手把稿子四五页扫到地下，也就当作废物扫掉了。
回到房间，鲁迅一看：稿子为什么不见了？追问起来，才知是当废物扫掉，倒在放垃圾的大漏斗去了（上海公寓后面，常有大漏斗流下垃圾去，以省人力为垃圾奔跑）。
我赶忙跑到楼下打开垃圾的门，幸好还没有别人倒下污湿东西，就拾了回来，鲁迅只得笑笑叹息了事。
1931年的某一天，东邻人搬走了，她照往常习惯仍然领着孩子去玩，回来手内带着一本人家遗下不要的破书，给小孩玩，鲁迅接过来一看，那精美的莱勒孚五十多幅插图和原作者马克·吐温迷住了鲁迅，爱不释手地翻了又翻的看个不完。
后来又托人翻译了全书。
那就是《夏娃日记》，译者李兰先生在鲁迅逝世的时候，写了一篇追忆文字，记《中译〈夏娃日记〉的来历》，文末有这样几句话：
天底下的奇事尽多，我敢说谁都想不到《夏娃日记》在中国的出版，竟有过这样的一段奇特而光荣的来历。
这本书最初打动鲁迅先生的心的，是莱勒孚（LesterRalph）的那五十五幅插图，等到文字翻译了出来时，鲁迅先生好像对于原作者马克·吐温的那种幽默笔调也很赏识似的，只看他在书首用唐丰瑜的笔名所写的小引就可明白。
从这一点小事，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先生的心神无时无刻不是放在艺术与真理的努力之上的。
倘使有好的环境，他是会干出更多更伟大的事来的。
可惜事隔多年，书局也早已倒闭，《夏娃日记》在中国又已绝版了[1]。
不然，听说今年世界名人纪念中还有马克·吐温这个有名的幽默作家。
他原是一个领港，在发表作品的时候，便取量水时所喊的讹音，用作了笔名的一位美国有名的作家。
我们在纪念他的时候能把这份作品拿出来纪念这一位领港者有多美呀！
但可惜是已经绝版了。
鲁迅随时随地抓住机会为文化事业添一好的出版物的苦心，从李兰先生所提到的“好的环境”
正是我们今天所处的，我们就不必从“破书”
中找资料，有更多更好的译品出来了！
鲁迅对作家的同情心是很大的，除了上面说过关心白薇的病体外，《自由谈》他写作之多，固然为了向不合理的时代的政治环境作战斗。
另一个小原因是在1932年的时候，经过郁达夫的介绍：
“他告诉我说，《自由谈》的编辑新换了黎烈文先生了，但他才从法国回来，人地生疏，怕一时集不起稿子，要我去投几回稿。
……
“不久，听到一个传闻，说《自由谈》的编辑者为了忙于事务，连他夫人的临蓐也不暇照管，送在医院里，她独自死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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