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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之于人者，则为战争和掠夺），自能养成其不怕死不怕苦痛的精神。
到武力掠夺，悬为厉禁，被治者的生活，反较治者为优裕；人类维持生活最好的方法，不是靠体力取之于自然界，或夺之于团体之外，而反是靠智力以剥削团体以内的人；则环境大变了。
统治阶级的精神，如何能不随之转变呢？于是滔滔不可挽了。
在当时，中坚阶层的人，因其性之所近，分为两派：近乎文者则为儒，近乎武者则为侠。
古书多以儒侠并称，亦以儒墨并称，可见墨即是侠。
儒和侠，不是孔墨所创造的两种团体，倒是孔墨就社会上固有的两种阶级加以教化，加以改良的。
在孔墨当日，何尝不想把这两个阶级振兴起来，使之成为国家社会的中坚？然而滔滔者终于不可挽了。
儒者只成为“贪饮食，惰作务”
之徒（见《墨子·非儒篇》）。
侠者则成为“盗跖之居民间者”
（《史记·游侠列传》）。
质而言之，儒者都是现在志在衣食，大些则志在富贵的读书人。
侠者则成为现在上海所谓白相人了。
我们不否认，有少数不是这样的人，然而少数总只是少数。
这其原理，因为在生物学上，人，大多数总是中庸的，而特别的好，和特别的坏，同为反常的现象。
所以我们赞成改良制度，使大多数的中人，都可以做好人；不赞成认现社会的制度为天经地义，责成人在现制度之下做好人，陈义虽高，终成梦想。
直到汉代，想维持此等阶级精神，以为国家社会的中坚的，还不乏其人。
试看贾谊《陈政事疏》所说圣人有金城之义，董仲舒对策说食禄之家不该与民争利一段（均见《汉书》本传），便可见其大概。
确实，汉朝亦还有此种人。
如盖宽饶，“刚直高节，志在奉公。”
儿子步行戍边，专务举发在位者的弊窦，又好犯颜直谏，这确是文臣的好模范。
又如李广，终身除射箭外无他嗜好，绝不言利，而于封侯之赏，却看得很重。
广为卫青所陷害而死，他的儿子敢，因此射伤卫青，又给霍去病杀掉，汉武帝都因其为外戚之故而为之讳，然李广的孙儿子陵，仍愿为武帝效忠。
他敢以步卒五千，深入匈奴。
而且“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
（见《汉书·司马迁传》迁报任安书），这真是一个武士的好模范。
还有那奋不顾身，立功绝域的傅介子、常惠、陈汤、班超等，亦都是这一种人。
然而滔滔者终于不可挽了。
在汉代，此等人已如凤毛麟角，魏晋以后，遂绝迹不可复见。
岂无好人？然更不以封建时代忠臣和武士的性质出现了。
过去者已去，如死灰之不可复燃。
后人谈起这种封建时代的精神来，总觉得不胜惋惜。
然而无足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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