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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昭公二十二年引《康诰》，亦说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而《书经·甘誓》、《汤誓》，都有孥戮之文。
可见没入家属为奴婢，其初亦是军法。
这还不过没为奴隶而已，若所谓族诛之刑，则亲属都遭杀戮。
这亦系以战阵之法，推之刑罚的。
因为古代两族相争，本有杀戮俘虏之事。
强宗巨家，一人被杀，其族人往往仍想报复，为预防后患起见，就不得不加以杀戮了。
《史记·秦本纪》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
（父母、兄弟、妻子），此法后相沿甚久。
魏晋南北朝之世，政敌被杀的，往往牵及家属。
甚至嫁出之女，亦不能免。
可见战争的残酷了。
古代的用法，其观念，有与后世大异的。
那便是古代的“明刑”
，乃所以“弼教”
（“明于五刑，以弼五教”
，见《书经·尧典》），而后世则但求维持形式上的互助。
人和人的相处，所以能（一）平安无事，（二）而且还可以有进步，所靠的全是善意。
苟使人对人，人对社会，所怀挟的全是善意，一定能彼此相安，还可以互相辅助，日进无疆，所做的事情，有无错误，倒是无关紧要的。
若其彼此之间，都怀挟敌意，仅以慑于对方的实力，社会的制裁，有所惮而不敢为；而且进而作利人之事，以图互相交换，则无论其所行的事，如何有利于人，有利于社会，根本上总只是商业道德。
商业道德，是决无以善其后的。
人，本来是不分人我，不分群己的。
然到后来，社会的组织复杂了，矛盾渐渐深刻，人我群己的利害，渐渐发生冲突，人就有破坏他人或社会的利益以自利的。
欲救此弊，非把社会阶级彻底铲除不可。
古人不知此义，总想以教化来挽回世风。
教化之力不足，则辅之以刑罚。
所以其用法，完全注重于人的动机。
所以说《春秋》断狱重志（《春秋繁露·精华篇》）。
所以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
（《大学》）此等希望，自然要终成泡影的。
法律乃让步到不问人的动机，但要求其不破坏我所要维持的秩序为止。
其用心如何，都置诸不问。
法律至此，就失其弼教的初意，而只成为维持某种秩序的工具了。
于是发生“说官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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