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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趋势，是（一）法律内容要扩充，（二）既扩充了，自应依条理系统，加以编纂，使其不至杂乱。
第一步，汉初已这么做了。
武帝时，政治上事务繁多，自然需要更多的法律。
于是张汤、赵禹又加增益，律共增至六十篇。
又当时的命令，用甲、乙、丙、丁编次，通称谓之“令甲”
，共有三百余篇。
再加以断事的成案，即当时所谓比，共有九百零六卷。
分量已经太多了，而编纂又极错乱。
“盗律有贼伤之例，贼律有盗章之文”
。
引用既难，学者乃为之章句（章句二字，初指一种符号，后遂用以称注释，详见予所撰《章句论》。
商务印书馆本），共有十余家。
于是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
任何人不能遍览，奸吏因得上下其手，“所欲活者傅生议，所欲陷者予死比”
。
所以条理系统地编纂一部法典，实在是当时最紧要的事。
汉宣帝时，郑昌即创其议。
然终汉世，未能有成。
魏篡汉后，才命陈群等从事于此。
制成新律十八篇，未及颁行而亡。
晋代魏后，又命贾充等复加订定，共为二十篇。
于泰始四年，大赦天下颁行之。
是为《晋律》。
泰始四年，为公元468年。
《晋律》大概是将汉朝的律、令、比等，删除复重，加以去取，依条理系统编纂而成的。
这不过是一个整理之业，但还有一件事可注意的，则儒家的宗旨，在此时必有许多掺入法律之中，而成为条文。
汉人每有援经义以折狱的。
现代的人，都以为奇谈。
其实这不过是广泛的应用习惯。
广义的习惯法，原可包括学说的。
当时儒学盛行，儒家的学说，自然要被应用到法律上去了。
《汉书》《注》引应劭说：董仲舒老病致仕。
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至陋巷，问其得失。
于是作《春秋折狱》二百三十二事。
汉文帝除肉刑诏，所引用的就是《书》说（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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