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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来敲门，总是骑着脚踏车来的，刹车声后，更揿动**的电铃。
我要去找世界呢，也是先牵出轻俊而灵敏的赫拉克勒斯（Hercules），左脚点蹬，右脚翻腾而上，曳一串爽脆的铃声，便上街而去。
脚程带劲而又顺风的话，下面的双轮踩得出哪吒的气势，中山北路女友的家，十八分钟就到了。
台大毕业的那个夏夜，我和萧堉胜并驰脚踏车直上圆山，躺在草地上怔怔地对着星空。
学生时代终于告别了，而未来充满了变数，不知如何是好。
那时候还没有流行什么“失落的一代”
，我们却真是失落了。
幸好人在社会，身不由己。
大学生毕业后受训、服役，从我们那一届开始。
我们是外文系出身，不必去凤山严格受训，便留在台北做起翻译官来。
我先后在联络局与第三厅服役，直到1956年，夏济安因为事忙，不能续兼东吴的散文课，要我去代课。
这是我初登大学讲坛的因缘。
住在五十年代的台北，自觉红尘十丈，够繁华的了。
其实人口压力不大，交通也还流畅，有些偏僻街道甚至有点田园的野趣。
骑着脚踏车，在和平东路上向东放轮疾驶，翘起的拇指山蛮有性格地一直在望，因为前面没有高楼，而一过新生南路，便车少人稀，屋宇零落，开始荒了。
双轮向北，从中山北路二段右转上了南京东路，并非今日宽坦的四线大道，啊不是，只是一条粗铺的水泥弯路，在水田青秧之间蜿蜒而隐。
我上台大的那两年，双轮沿罗斯福路向南，右手尽是秧田接秧田，那么纯洁无辜的鲜绿，偏偏用童真的白鹭来反喻，怎不令人眼馋，若是久望，真要得“餍绿症”
了。
这种幸福的危机，目迷霓虹的新台北人是不用担心的。
大四那一年的冬天，一日黄昏，寒流来袭，吴炳钟老师召我去他家吃火锅。
冒着削面的冰风骑车出门，我先去衡阳街兜了一圈。
不过八点的光景，街上不但行人稀少，连汽车、脚踏车也见不到几辆，只有阴云压着低空，风声摇撼着树影。
五十年代的台北市，今日回顾起来，只像一个不很起眼的小省城，繁荣或壮丽都说不上，可是空间的感觉似乎很大，因为空旷，至少比起今日来，人稀车少，树密屋低。
四十年后，台北长高了，显得天小了，也长大了，可是因为挤，反而显得缩了。
台北，像裹在所有台北人身上的一件紧身衣。
那紧，不但是对肉体，也是对精神的压力，不但是空间上，也是时间上的威胁。
一根神经质的秒针，不留情面地追逐着所有的台北人。
长长短短的截止日期，为你设下了大限小限，令你从梦里惊醒。
只要一出门，天罗地网的招牌、噪音、废气、资讯资讯资讯，就把你鞭笞成一只无助的陀螺。
何时你才能面对自己呢？
那时的武昌街头，一位诗人可以靠在小书摊上，君临他独坐的王国，与磨镜自食的斯宾诺莎，以桶为家的第欧根尼遥遥对笑。
而牯岭街的矮树短墙下，每到夜里，总有一群梦游昔日的书迷，或老或少，或佝偻，或蹲踞，向年淹代远的一堆堆一沓沓残篇零简、孤本秘籍，各发其思古之幽情。
那时的台北，有一种人叫作“邻居”
。
在我厦门街巷居的左邻，有一家人姓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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