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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之世，此义仍极昌明。
汉文帝元年，有司请立大子。
文帝诏云：“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慊志；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禅天下焉，而曰豫建大子，是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
此虽系空言，然天下非一人一家所私有之义，则诏旨中也明白承认了。
后来眭孟上书，请汉帝谁差天下，谁差，访求、简择之义。
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尤为历代所无。
效忠一姓，汉代的儒家，实不视为天经地义。
刘歆系极博通的人，且系汉朝的宗室，而反助王莽以篡汉；扬雄亦不反对王莽；即由于此。
但此等高义，懂得的只有少数人，所以不久即湮晦，而君臣之义，反日益昌盛了。
王与君，在古代是有分别的，说已见前。
臣与民亦然。
臣乃受君豢养的人，效忠于其一身，及其子嗣，尽力保卫其家族、财产，以及荣誉、地位的。
盖起于（一）好战的酋长所豢养的武士，（二）及其特加宠任的仆役。
其初，专以效忠于一人一家为主。
后来（一）人道主义渐形发达。
（二）又从利害经验上，知道要保一人一家的安全，或求其昌盛，亦非不顾万民所能。
于是其所行者，渐须顾及一国的公益。
有时虽违反君主一人一家的利益，而亦有所不能顾。
是即大臣与小臣，社稷之臣与私暱嬖倖的区别。
然其道，毕竟是从效忠于一人一家，进化而来的，终不能全免此项色彩。
至民则绝无效忠于君的义务。
两者区别，在古代本极明白，然至后世，却渐渐湮晦了。
无官职的平民，亦竟有效忠一姓的，如不仕新朝之类。
这在古人看起来，真要莫名其妙了。
异民族当别论。
民族兴亡之际，是全民族都有效忠的义务的。
顾炎武《日知录·正始》条，分别亡国亡天下，所谓亡天下，即指民族兴亡言，古人早见及此了。
至于国君失政，应该诛杀改立之义，自更无人提及。
剥极则复，到晚明之世，湮晦的古义，才再露一线的曙光。
君主之制，其弊全在于世袭。
以遗传论，一姓合法继承的人，本无代代皆贤之理。
以教育论，继嗣之君，生来就居于优越的地位，志得意满；又和外间隔绝了，尤其易于不贤。
此本显明之理，昔人断非不知，然既无可如何，则亦只好置诸不论不议之列了。
君主的昏愚、**、暴虐，无过于明朝之多。
而时势危急，内之则流寇纵横，民生憔悴；外之则眼看异族侵入，好容易从胡元手里恢复过来的江山，又要沦于建夷之手。
仁人君子，蒿目时艰，深求致祸之原，图穷而匕首见，自然要归结到政体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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