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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何况学校出身，尚往往不及科举之美呢，职是故，明朝行学校储才以待科举之制后，就酿成这样的状况。
（一）国子监是自有出身的，但其出身不如科举之美，则士之衰老无大志者都归之。
（二）府、州、县学，既并无出身；住在学校里，又学不到什么；人家又何苦而来“坐学”
？做教官的人，亦是以得禄为目的的。
志既在于得禄，照经济学的原理讲，是要以最少的劳费，得最大的效果的。
不教亦无碍于利禄，何苦而定要教人？于是府、州、县学，就全然有名无实了。
明初对于国子监，看得极为隆重。
所以后来虽然腐败，总还维持着一个不能全不到校的局面，到清朝，便几乎和府、州、县学一样了。
制科在唐朝，名义上是极为隆重的。
但因其非常行之典，所以对于社会的影响，不如乡贡的深刻。
自宋以后，大抵用以拔取乡贡以外的人才，但所取者，亦不过长于辞章，或学问较博之士。
设科本意，虽非如此，然事实上不过如此，看《宋史·选举志》可知。
清圣祖康熙十八年，高宗乾隆元年，曾两次举行博学鸿词科，其意还不过如此。
德宗光绪二十五年，诏开经济特科，时值变法维新之际，颇有登用人才之意。
政变以后，朝廷无复此意，直到二十九年，才就所举的人，加以考试，不过敷衍了事而已。
科举在从前，实在是一种文官考试。
所试的科目，理应切于做官之用。
然而历代所试，都不是如此的。
这真是一件极奇怪的事。
要明白此弊之由来，则非略知历史上此制度的发展不可。
古代的用人，本来是只有做官的智识技能，此智识两字，指循例办公的智识言，等于后世的幕友胥吏，不该括广泛的智识。
别无所谓学问的。
后来社会进化了，知道政治上的措置，必须通知原理，并非循例办理而已足。
于是学问开始影响于政治，讲学问的人，亦即搀入政治界中。
秦朝的禁“以古非今”
，只许学习“当代法令”
，“欲学法令，以吏为师”
，是和此趋势相反的。
汉朝的任用儒生，则顺此趋势而行。
这自然是一种进步。
但既知此，则宜令做官的人，兼通学问，不应将做官的人，与学问之士，分为两途，同时并用。
然汉朝却始终如此。
只要看当时的议论，总是以儒生文吏并举，便可知道。
《续汉书·百官志》《注》引应劭《汉官仪》，载后汉光武帝的诏书，说：“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
（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
（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
（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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