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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气的人说：“长安狱中有天子气。”
于是武帝下诏，要把狱中的囚徒，尽数杀掉。
这真是不成事体，幸得当时有个法官唤做丙吉的关了狱门，拒绝诏旨，皇曾孙才得保全，这就是后来的宣帝。
然武帝用刑虽滥，对于丙吉，却也没有得罪他。
阎瓒引这三件事说：当时用法太酷，动辄灭门，所以使人不敢尽忠。
他又说：倘使当时的人能像周昌、丙吉一般，暂时拒绝诏旨，太子固然可以不死，就是有些人，能够跟随太子，局面也总要好些。
然而太子被废出宫之时，他的臣子有些在路上望车拜辞，还被逮捕送到监狱之中治罪，还有何人敢说话呢？然则晋朝恐怖政策，箝制其下，不是自杀其子孙么？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他自己的政策贻害自己的子孙，谁能为他惋惜？然而政权在他手里。
政治上的事情是最宜“气疏以达”
，把各方面的意思，都反映出来的。
最忌自行封锁，致处于耳无闻、目无见的地位。
现在执掌政权的，用恐怖他人的政策，封锁自己。
于是政治大坏，人民却连带着遭殃了，这真可为之三叹。
当大局动**之时，一切事情都不上轨道，握有实权的人，很容易用严刑峻法，取快一时，这也是古今之通弊。
魏晋间的严刑峻法，还不自司马氏始，当时曹操、孙权手下，都有所谓校事，就是今世所谓特务。
曹操手下有一个人唤做高柔，曾力谏曹操，说这班人用不得，而曹操不听。
至于孙权，则连他自己的太子亦不以此种办法为然，而孙权亦不听。
曹操、孙权的出此，或者还不全是私心，而是有整顿政治的思想，因为他们的校事，并不是用来对付人民，倒是用来对付官吏的。
这看后来孙权的觉悟，由于其信臣朱据的被诬，而魏文帝（曹丕）时，程昱的孙儿程晓疏论此事，称其“上察官属，下摄众司”
，就可知道了。
然而还是不胜其弊。
可见用法而出于正式的法律和司法机关以外，总是弊余于利的。
若其用途而非以对付官吏，则更不必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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