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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第二版出版是为了纪念一战爆发100周年。
在详细梳理了最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书为读者提供了拓展阅读指导，其中4个章节是全新撰写的。
鉴于3位原撰稿人（盖尔·布雷本，戴维·英格兰德，L.L.法勒）业已仙逝，原章节均被替换。
罗伯特·葛瓦斯撰写了《尚未终结的战争》这一全新章节，反映了学界自1998年起对一战研究的新倾向。
过去15年间，史学界对一战进行了许多研究和讨论，但本书的撰稿人并不想对初版做过多改动，这的确出乎意料。
这是纪念一战100周年时遇到的挑战：抓住这一机遇，运用对一战已有的观点，产生新的思路。
在导言开篇之处，我曾指出，在过去100年间，对一战的记述曾达到过三次**。
第一次**出现在1928—1934年间（至少在英语区如此），当时许多出版商都认为，出版战争回忆录渐成时尚。
德国作家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的小说《西线无战事》畅销全球，随后被好莱坞搬上银幕，大获成功。
许多学者（包括莫德里斯·埃克斯坦因）都认为，一战回忆录的风行是受到了《西线无战事》的启发。
然而二战随后爆发。
直到一战50周年时，人们才对它重拾兴趣。
对英语观众而言，人们围绕民粹主义讨论了冲突是如何爆发的。
1964年，一战老兵首度发声。
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历史纪录片《伟大战争》是首部记述一战的纪录片，一战老兵在该片和其他节目中都讲述了各自的经历。
1963年，琼·李特伍德在动感十足的影片《多可爱的战争》中使用战争歌曲讽刺英军将领，类似的讽刺作品还有艾伦·克拉克的《毛驴》（1961年），列昂·沃尔夫的《在佛兰德斯战场》（1958年）。
约翰·特林在为道格拉斯·黑格写的传记中回应了上述批评，约翰·特林还为这部作品起了一个颇具挑衅性的副标题——《受过教育的士兵》（1963年）。
1964年2—3月，《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全新彩页副刊都被用来讲述一战，称其为“压垮欧洲文明的最大劫难”
。
大西洋对岸，美国的《生活》杂志在当年4月份也开始出版类似的纪念专刊，但其执行编辑用词不甚准确，没有准确地描述英国所参加的一战，因此，他唤起了“关于战争的理想主义甚至是冒险主义”
。
纪念一战50周年的史学集刊均未做过严肃的档案研究，因为那时战争档案尚未解密。
后来研究一战的学者们（也包括本书的撰稿人）则不同，因为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可以调阅的档案充足且资料翔实。
在20世纪70年代，关于一战的大部分国家档案陆续公开，一是因为50年保密期限到期自动解密，二是因为公共文件的管制规定有所放松。
从那时起，研究质量逐年提高，知识深度逐步拓展。
但是现有研究仍有巨大缺陷——对俄国和奥斯曼帝国的研究有待加强；奥匈帝国的一战档案全面翔实，对其相关研究还十分有限。
但同另一种现象相比，这些档案研究的欠缺简直微不足道。
高深的学术理论远未唤醒公众意识。
纪念一战100周年本身需要塑造公众对战争的理解，这也是第三大要务。
这就向媒体、广播公司、出版社以及各国政府提出了新挑战，即必须摆脱一战50周年纪念时代的陈词滥调才能塑造一种全新的叙事方式，使大众喜闻乐见。
很明显，许多关于战争的记述都出自私人笔记或地方志，关于家史和社区活动。
但这些史料也需要国际化视角。
一战史需要突破民族和教区争论的界限，实现真正的对比研究和国际研究，以便更充分地反映战争本质、内部相关因素以及战争影响。
这也是本书的写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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