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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来自法国和德国的持异见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会会员，以及流亡的俄国社会主义者（包括列宁和托洛茨基），以及来自中立国家的侨民，在两个不起眼的瑞士村庄，齐美尔瓦尔德（1915年9月）和昆塔尔（1916年4月）聚集，共同抗议战争。
决议案的论调取决于两次会议均保留了传统的战前马克思主义思想，这次战争被看作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产物，国际劳工和社会主义联盟才是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正确道路。
只有革命能够彻底结束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结束战争本身。
但是和平才是最终的目标，而不是革命。
尽管这两个术语在语义学领域是和谐共存的，但它们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
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强调赢得和平的重要性而不是赢得革命（除了少数由列宁起草的宣言）。
尽管在1916年的昆塔尔再次强调了和平的重要性，和平自始至终都是首要目标，为无产阶级革命最终胜利开辟了道路。
列宁是改革的先锋，1914年，他认为旧有的第二国际已经瓦解，便逐渐开展了一项政策：将坚定的改革分子挑选出来，这其中包括中立的人们，从而使和平服从于革命。
但是，强调和平而非强调流行于社会主义和贸易联盟的革命是本末倒置的。
社会主义和贸易联盟在精神上以及事实上对抗了战争，它在战前的国际社会发挥了巨大作用，并在社会主义的言论中不断突破。
德国少数的领导人（伯恩斯坦、考茨基、哈斯）在1915年6月的声明中形容战争是野蛮时代一切残忍形态的结合。
时间需求以及同样的术语遍布四处。
托洛茨基起草的齐美尔瓦尔德方案中阐释了混乱的战争是帝国主义的产物，但同样以混乱的描述开始：
数百万尸体覆盖了战场。
数百万人余生将会成为残疾人。
欧洲对于人们来说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屠宰场。
无数先辈的劳动人民所创造的所有文明注定会被毁灭。
如今，野蛮正在战胜迄今为止构成人道骄傲的所有东西。
法国国际关系恢复委员会于1916年公布了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会议公告，该组织还发行了一本小册子，抓住了妇女在前线等待亲人消息的痛苦：“啊，女人，一生的使命便是繁育和爱，你们的心灵更加敏感。
难道你们没有看到战场的可怕吗？难道你们没有从你们的儿子、丈夫和兄弟那里听到痛苦的哭声吗？”
毫无疑问，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是士气高昂的社会主义活动者甚至是知识分子的心声，而不是普通士兵、工人和厌战百姓的意愿。
但是，这一举动也表明社会主义者希望能够理解并对工业战争的新奇做出解释，也表明工业战争的破坏规模之大，使传统阶级分析不再适用于当下的环境。
俄国1917年的二月革命（公历3月）似乎果断地把革命的概念移到了所有社会主义者的议程中。
沙皇下台是一个巨大的事件，更加长远地来看，俄国的动**成功地重新定义了社会主义者对革命意义的理解。
但是，1917年，人们迅速了解到了革命在当前对于战争和和平的忧虑方面的意义。
自然，革命有它自己严格的俄国逻辑。
军事自信的崩塌、俄国沙皇正当性的瓦解、深度的经济混乱以及反对国家的社会极端主化1917年在其他国家都没有发生。
然而，其他国家已经在1905年俄国革命前期（也就是和日本交战失败后）预演过这些现象了。
但是当同代人，尤其是社会主义者们尝试预言这些危机的影响时，却不会注意到这些危机有多么特殊。
沙皇下台后，出现了两种权力形式。
第一种也是比较弱势的一种，是临时政府（由政权的敌对方自由党组成）；第二种权力形式更为强大，政治权威的来源（当代人称之为“双重权力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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