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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家庭留下来的子嗣更倾向于成为有德行操守的领导，而政治权威则被切分、损害、碎作一地：如同阿斯奎斯、贝特曼·霍尔维格、莫罗·内拉顿以及罗斯福家族。
同样，艺术家和作家们也在颠沛流离中丧生：如弗朗兹·马尔克、翁贝托·薄邱尼、奥古斯特·马科、亨利·戈迪耶·布尔泽斯卡、阿兰·傅尼埃、艾萨克·罗森伯格、格奥尔格·特拉克尔、爱德华·托马斯、夏尔·佩吉以及威尔弗雷德·欧文。
因为一战埋葬了大量的天赋和传统，所以一场激烈的二次战争无可避免，包括政治、社会、道德在内，这些社会文明的基础将得到重新审视。
语言与战争
随着战争的爆发，也出现了一些传统的庆祝浪潮，在这些浪潮退去之后，人们开始对社会进行重新审视。
起初时这一进程非常缓慢，也很谨慎。
在战争期间，人们只有必要时才会这样做，而且基本上都是私人行为。
1916年，亨利·巴比塞确实出版了一本广为流传的小说《炮火》，谴责这场战争。
但最初吸引读者注意的是他对这场战争的看法，而非他对战争的谴责。
受到巴比塞影响的诗人，西格里夫·萨松曾试图对战争发表公开抗议，但后来又和其他同志一起被拉回到战争前线。
同样，在中立的苏黎世，达达主义的星星之火开始燎原，特里斯唐·查拉、理查德·胡森贝克、雨果·鲍尔，以及其他流亡者一起，开始模仿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一切事物。
最初时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共鸣，但人们已经开始质疑各种基本问题：理性、荣誉、责任、爱国主义、美丽、阶级、爱情、艺术，以及最重要的——权威。
在这些质疑中，语言的完整性似乎首先遭到了破坏。
当情况紧迫、现实情况又不可预测时，文字似乎非常遥远，而句法也似乎完全提供不了任何帮助。
特里斯唐·查拉发表了一篇关于如何写诗的文章，他写道：将报纸上的文字剪下来装进袋子里，摇晃这个袋子，然后一个一个地剔除掉里面的文字——那就是一首诗了!约翰·梅斯菲尔德说，写诗需要为烂泥想出一个新词；路易斯·迈雷特说，写诗需要为“死亡”
想出一个新词；比弗利·尼克尔斯说，写诗需要为“战争”
想出一个新词。
美国作家海明威总结道：“只有地名还有其尊严。”
他在一战中曾到达过意大利前线。
由于无法想象也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现实，参加过一战的士兵们感觉自己好像是拥有了一个秘密。
查尔斯·卡林顿表示：“这个秘密，永远无法传达与人。”
如果语言都不稳定，那么人还要如何进行交流？社会契约还剩下什么？法律和权威又会如何？旧的思想轻而易举地变得无效，就如同被扎破的轮胎。
奥斯伯特·希特维尔说：“‘英雄们’变成了‘讨厌的人’。”
而当这种表达的危机在下一场战争中达到一个新高度时，弗吉尼亚·伍尔芙讽刺道“无言即是快乐”
。
大多数的战斗人员直到最后都记得他们社会所宣扬的那一套陈词滥调——艾萨克·罗森伯格称其为“二手习语”
。
当奄奄一息的士兵们还在喃喃着的婴儿时期就已经耳熟能详的祈祷语“神圣的耶稣，慈悲为怀”
，对一些人来说，战争还是件“大好事”
，至少他们在家信中是这样写的。
战争参战国利用大众教育和其他国家机构大力宣扬某些价值观和设想，而战争也是在这些价值观和设想的基础上打响的。
除了俄国，四年多来旧的价值观在各国都经受住了考验，但是怀疑的种子却已经种下了。
在一些战败国的文化中，这种语言表达的危机更为凸显，尤其是在德国或意大利这样没能分得应得胜利品的国家。
在这些社会中，战争经历带来的神秘暗示比缜密的思维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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