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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这部影片还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
“战争热”
利用战争来表达当代人的焦虑。
然而，与此同时，比起历史学家们之前或是之后的作品，它都更加塑造了一战的流行形象。
一些最成功的作品，例如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格瑞夫斯的《告别这一切》、茨威格的《格里斯查中士之案》以及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它们都谴责这场战争是徒劳的大屠杀，极为不公，是政治和社会的灾难。
海明威说，进步与目标，所有这些浮夸又带有腐败性含义的词语，散发出一种让人厌恶的气息，让他想起芝加哥的牲畜屠宰场。
只有个人的适应力与真挚的同志情才在这个地狱中有所意义，尽管是悲惨的意义。
普通的士兵，不知名的战士，无名的、不愿透露姓名的受害者，成了这场战争的象征。
在这样一个人们普遍缺乏坚定意志的社会中，反英雄主义开始取代英雄主义。
威尔弗莱德·欧文，这位年轻的诗人在停战协议敲定前的一个月被杀害了，他在自己的作品中说道：“诗歌存在于悲悯之中。”
十年之后，雷马克也以更加平静的说法表达了这一意思。
20世纪20年代的新英雄是不合时宜的流浪者查理·卓别林，他在生活中奋勇前进，又被生活所击倒。
如果说“战争热”
比战争还要更能反映出20世纪20年代的民众情绪，那么大多数人会认为这些书和电影是那个时期生活的真实写照。
美国小说家威廉·福克纳在1931年写道：“美国人并不是被那些死在法国和佛兰德斯战壕中的德国士兵所征服，而是被那些死在德国书籍中的德国士兵所征服。”
他所说的这句话，指出了小说对人们的态度和价值观的巨大影响。
在发展我们这个世纪的历史想象力方面，小说家和电影制片人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历史学家。
而这，同样也是一战的后果。
这种对“泥与血的文学”
的信任激怒了很多人。
对于很多退役军人和遇难者家属来说，这样的说法——即这场战争不过是在白费力气，他们的亲人就像是儿子被父亲杀死了一样，不过是战争的牺牲品——是一种亵渎。
因为雷马克和格瑞夫斯的书中都牵涉了大量的肉体内容，所以有些人厌恶地称这类文学为战争文学中的“厕所流派”
。
在英国及其领土内，人们普遍地把它当作一种外来流派。
1929年在福克斯顿举行的停战庆典上，一位牧师说道：“我没想过有一天我竟然会读到这些书，它们虽出自同胞之手，却像是敌方宣传者们干出的卑鄙勾当。”
本来这场战争的目的在于对抗外国的胡作非为。
而这种异化的堕落文化却又一次影响了土生土长的年轻人。
但是在德国，同样有人反对雷马克之类的人。
他的成功主要得益于德国战后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即《凡尔赛和约》签订的十周年，条约里“战争罪责条款”
令人苦不堪言。
在那一年，德国的经济也遭遇重创。
世界各国都在遭受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而德国受到的打击尤为沉重。
1929—1930年间，纳粹党在选举中取得了多数选票从而上台执政，而这正是因为雷马克笔下那些士兵们的心灰意冷。
包括阿道夫·希特勒在内的许多纳粹党人，都曾在一战期间服役，他们把在战争中取得的精神成就看得非常重要。
他们斥责雷马克等人，并且通过暴力的示威游行反对柏林在1930年12月上映这部由好莱坞制作的和雷马克小说同名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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