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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迄于鳌拜逮问，复疏举经筵，即擢国史院学士。
未几复设内阁，设翰林院，以为掌院学士。
举经筵，即用为讲官。
熊、李以道学逢君，事未足训，然清世士大夫之风，实自道学挽之，只可云圣祖能尊道学，而世必以光地终始眷遇，奉为清代道学之宗师，不但耳食者为此言，识《清儒学案》者亦盛推熊、李，则以其著书立说，尊程、朱，崇正学，辨道统，致力甚勤耳。
儒者在野，效用不及在朝之大，明季讲学之风不替，然偶一登朝，则废死戮辱，身罹其祸。
清初朝士，若二魏（蔚州魏象枢、柏乡魏裔介）亦道学中人，而以道事君，未成风气。
《史稿·魏象枢传》：“康熙十一年，母丧终，用大学士冯溥荐，授贵州道御史。
入对，退而喜曰：‘圣主在上，太平之业方始，不当以姑且补苴之言进。
’乃分疏言：‘王道首教化，满、汉臣僚，宜敦家教。
督抚任最重，有不容不尽之职分，有不容不去之因循，宜责成互纠。
制禄所以养廉，今罚俸例太严密，宜以记过示罚，增秩示恩。
治河方亟，宜蓄人才，备任使。
戒**侈宜正人心；励风俗宜修礼制。
’圣祖多与褒纳。”
盖帝之好善乐道，道学家有以察之。
其后以达官而从祀文庙者，清世共三人，皆康熙朝名臣，则陆陇其、汤斌、张伯行是也。
其讲道学而未入两庑，然治有奇绩守有异操者，亦皆在康熙朝，若于成龙、陈鹏年、赵申乔诸公，皆入《清儒学案》。
于公最不可及，赵则以刻核太过为累。
年家子戴名世与赵子熊诏同为四十八年己丑科鼎甲，熊诏状元，名世榜眼。
五十年十月，赵忽举发名世为诸生时，恃才**，语多悖逆，今列巍科，犹不追悔前非，焚削书板；名世以此弃市。
此世所谓《南山集》案者也。
名世以时方修《明史》，对南明以为犹昭烈之于汉，应存纪、传等文，《南山集》中有《与余生书》一篇，论及此事。
此何所谓大逆，在圣祖本为有道之君，然私天下之一念，深忌明后之尚系人心，实为不免，盖亦种族之顾忌所促成。
时当朱三太子案甫结，而太子被废，诸王竞谋继统，国本岌岌可危，赵所举发，殆适中当时之忌，遂处以大辟。
而赵之事不干己，逢君之恶，实可痛限。
道学家往往有此类不情之事，则亦不可讳言也。
道学决不负人国家，读陆陇其、汤斌、张伯行诸人传状，其德量、操守、政事，皆足令人神往。
其余纵不如是纯粹，而奇特或更过之，如于成龙诸人皆是。
一时公卿，儒雅谨厚，布在朝列，不可数计，此皆所谓熏德而善良者。
帝于道学之外，亦重文艺，公卿多以述作名世，其间若徐乾学、高士奇，则以招权纳贿闻，此即不讲学者之有才不免无行，帝亦明知之而不深究，使于文史得尽其长，但不令在朝久处禁近而已。
康熙朝之达官，几有北宋士大夫之风，而道学之一脉，历雍、乾两朝，名臣迭出，以《学案小识》所载，考其渊源，皆自康熙朝理学诸臣所传播种子。
盖圣祖种其因，而后代收其果。
及至季世，母后当权，宦官宫妾，败坏纲纪，而后士大夫之风扫地以尽，至今以为服官即是奔竞以得之，驱**以享之，一入利禄之途，便为罪恶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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