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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宗时，内官使四方者求赂弗禁，某次，遣使赐妃族，所得颇少，代宗滋不悦。
又建中二年，振武监军刘惠光贪婪，军士共杀之。
夫内使恣苞苴，为守令者苟不能敝屣一官，持正守法，势必悉索以应；内官既可贪，外官宁复廉洁自葆，由是上行下效，重重剥削，民被压迫而生变，此必然之势也。
中唐以后，志清阉宦者有三人：其一曰王叔文。
顺宗即位，叔文谋夺神策军权，用宿将范希朝为京西北禁军都将，其事殆与顺宗有默契2。
顺宗在位，仅及七月，然甫继大祚，即禁宫市之扰民、五坊小儿之横暴，及盐铁使之月进，又出教坊女伎六百还其家，追左降官陆贽、郑馀庆、韩皋、阳城还京师，起姜公辅为刺史，德宗秕政，廓然一清，“人情大悦”
（此语见《顺宗实录》），只此小小施行，已为李唐一朝史所不多见，躁进小人，岂愿办此？岂能办此？若叔文引用者如柳宗元、刘禹锡、陆质、吕温、李景俭辈，皆知名于时，非佥壬可比，而论者乃诋以居心不正（宋洪迈），冤枉极矣！
《旧唐书》一八四，称赞俱文珍忠荩，尤为无识；此因唐末留下之记事，多属小人秉笔，史家不精别择，便昧是非。
余尝著论云：“宪宗中宦者计，惑于不愿立太子之谮，切齿叔文（《十七史商榷》七四《程异复用》条，谓‘宪宗仇视其父所任用之人，居心殆不可问。
’犹未澈见其私欲。
刘禹锡《子刘子自传》谓，上素被疾，诏下内禅，宫掖事秘。
功归贵臣3，于是叔文贬死云云，即欲为叔文此案辩护；不过禹锡晚年深自引晦，故有匣剑帷灯之隐耳）。
文人需次稍久，郁郁不得志如韩愈辈（清《陈祖范文集》一《记昌黎集后》云：‘退之于叔文、执谊，有宿憾，于同官刘、柳有疑猜’，正诛心之论，亦持平之论，吾人不能因彼负文名而从恕也），更诋以新进（按柳、刘同于贞元九年举进士，历十二年而授从六上之员外，尚非甚躁进者），从而群吠之，酿成君臣猜忌，旧新轧轹，阉寺乃隐身幕后，含笑而作渔人。
然叔文暨八司马辈非真丑类比周、党邪害正（语本前引《商榷》条），大有公论在也。”
（见《翰林学士壁记注补·自序》。
八司马即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凖、程异。
又《顺宗实录》虽有改写，然观愈作《柳子厚墓志铭》，责宗元“不自贵重”
，及不能“自持其身”
，可推知《实录》固不以叔文为然者）4。
以论叔文个人，则尤有可纪者：“刘辟以剑南节度副使将韦皋之意于叔文，求都领剑南三川，谓叔文曰：太尉使某致微诚于公，若与其三川，当以死相助；若不用，某亦当有以相酬。
叔文怒，亦将斩之，而执谊固执不可。”
（《顺宗实录》四）此叔文遇大事而能不自私且有裁酌于其间者也。
得韦皋之助，或足以抗宦官，然去宦官而长藩镇，则犹饮鸩止渴、拒虎进狼耳5。
抑使无韦执谊之固执而终斩刘辟，又何至辟据蜀邀节钺劳朝廷征伐之师耶。
次为文宗。
宪、敬两宗之弑，唐廷无一人敢抗言其事。
大和二年，刘（上艹下贲）应直言极谏试，策凡五千余言，其切论黄门太横，则言：“以亵近五六人总天下大政，……群臣莫敢指其状，天子不得制其心，……其恶如四凶，其诈如赵高，其奸如恭、显，陛下又何惮而不去之耶？”
其论贪官污吏，则言：“人之于上也，畏之如豺狼，恶之如仇敌，今海内困穷，处处流散，……官乱人贫，盗贼并起，土崩之势，忧在旦夕。”
又主张“斥游惰之人以笃其耕植，省不急之费以赡其黎元。”
考官惮宦官，不敢取，物论皆为叫屈（《旧书》一九〇下）。
大和末文宗谋去宦官，未始不为刘（上艹下贲）之言所感动。
换言之，此一举措，文宗实主其事，郑注等不过居辅成地位（昭宗天复《昭雪王涯等十七家诏》，有云：“并见陷逆名，本承密旨”
，可证），阉寺处此，上无所施其主君摇惑，下无可扇其两派交争，洎杨承和、韦元素、王践言流徙远州，陈弘志杖杀，王守澄赐鸩，王守涓被诛（弘志即弑宪宗之人，皆大和九年事），事机日逼，兔死狐悲，遂不得不铤而走险，是酿甘露之变。
《十七史商榷》九一《训注皆奇士》条，辨《新唐书》本传诡谲贪沓之说，语最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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