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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闵恶之，德裕罢，贬为明州长史，会昌末，累迁楚州刺史，终桂管观察使。”
按韦瓘《浯溪题名》云：“太仆卿分司东都韦瓘，大中二年十二月七日过此。
余大和中以中书舍人谪宦康州，逮今十六年，去冬罢楚州刺史，今年二月有桂林之命，才经数月，又蒙除替，行次灵川，闻改此官。”
《容斋随笔》八评《新·传》云：“以《题名》证之，乃自中书谪康州，又不终于桂，史之误如此。
瓘所称十六年前，正当大和七年，是时德裕方在相位，八年十一月始罢，然则瓘之去国，果不知坐何事也。”
余按大和七年二月德裕始入相，同年六月宗闵方罢相，瓘固可因宗闵而去，《新·传》谓贬在德裕罢相后，许有错误。
洪迈之意，无非坐实瓘为德裕党，故有此疑；然德裕柄国五年余，瓘未内召，位不过刺史，擢桂管反在德裕失势之后，改分司只因马植报复旧恨（见莫休符《桂林风土记》），瓘与德裕之关系，从可知矣。
瓘以元和四年状头及第，榜下即除左拾遗（同前《风土记》及《唐才子传》六），行辈还在德裕先，《读书后志》二竟谓瓘“李德裕门人，以此《周秦行记》诬牛僧孺”
，所谓拾人牙慧而不加深考者。
刘开荣既引《全唐文》六九五《浯溪记》之一节，反作出瓘为明州长史“必在会昌四年十一月以前李宗闵还未败的时候”
（《唐代小说研究》旧版五二页）之无关痛痒的猜测，凡读书不细看全文者，往往发生此弊。
《唐宋传奇集》将《桂林风土记》之韦瓘与《新书》一六二之韦瓘，分作两人，（三一三—三一四页）实一时失察，《新书·韦瓘传》末明言其官终桂管观察，固与《桂林风土记》所叙无异。
其次，《传奇集》及《唐代小说研究》均不信《周秦行纪》为牛作（均同前引），自有其片面理由，然另一方面《周秦行纪论》之作者，亦非毫无疑问；一般外集所收，往往渗入伪作，是常见之事，此论收入《李卫公外集》卷四，尤可疑者，论云：“须以大牢少长咸置于法，则刑罚中而社稷安，无患于二百四十年后。”
按自武德元（六一八）计至大中十一（八五七）才足二百四十年，德裕死已七年矣。
人多为牛辨，对德裕事迹却未细加审察，故难免乎一偏之见也。
29.《述论稿》云：“宣宗朝政事事与武宗朝相反，进士科之好恶崇抑乃其一端”
；（八五页）按事多相反，则诚有之，必谓武宗朝抑进士，却未尽然。
武宗用相九人（连崔珙），进士居其六，宣宗用相十八人，进士居十六（白敏中、卢商、崔元式、韦琮、马植、周墀、崔铉、魏扶、崔龟从、令狐绹、魏謩、裴休、崔慎由、萧邺、刘瑑、蒋伸。
非进士者为郑朗、夏侯孜），不过九分之六与九分之八之比耳。
且武宗在位年数，不及宣宗之半，是亦比较时所应注意者。
30.见所著《中国文化史》。
（《学衡》）
31.此据《元和志》三二。
《文饶集》一八则称河、陇尽没，唯维州独存，二十年后，始被侵陷。
《通鉴》二二三又记于广德元年之下，不审何据，此后《通鉴》二二六又于大历十四年末记李晟等复维州，但无再陷之年，故不取。
32.杜牧撰《僧孺墓志》云：“大和五年，西戎再遣大臣贽宝玉来朝，礼倍前时，尽罢东向守兵。
李太尉德裕时殿剑南西川，上言：维州降，今若使生羌三千人烧十三桥，捣戎腹心，可洗久耻，是韦皋二十年至死恨不能致。
事下尚书省百官聚议，皆如剑南奏，公独曰：西戎四面各万里，来责曰，何事失信？养马蔚如川，上平凉坂，万骑缀回中，怒气直辞，不三日至成阳桥；西南远数千里，虽百维州，此时安可用。
弃诚信有利无害，匹夫不忍为，况天子以诚信见责于夷狄，且有大患。
上曰，然，遂罢维州议。”
（《樊川集》七）《元和志》三，蔚茹水在百泉县西，一名葫芦河，源出原州西南颓沙山下（百泉县在今平凉县北十里）。
回中宫在今陇县。
33.胡三省《通鉴注》云：“元祐之初，弃米脂等四寨以与西夏，盖当时国论大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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