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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救济人者，必先自觉有余，然后能斥其所余以救济人。
然救济人者的生活程度，必高于所救济的人，因而他所拿出来的，均摊在众人头上，必不能使被救济者之生活程度，与救济者相等。
而人之觉得足不足，并不是物质上真有什么界限而往往是和他人的生活状况相比较的。
如此，故被救济者在心理上永无满足之时。
又在现在的社会组织之下，一个人的财富，往往是从剥削他人得来的，而他的自觉有余必在先，斥其余以救济他人必在后。
自剥削至于救济，其中必经过相当的时间。
在此时间之中，被剥削者，必已负有很大的创伤，即使把所剥削去的全数都还了他，亦已不够回复，何况还不能全数还他呢），于是不得不有抵卖之品。
而贫民是除田地之外，无物可以抵卖的。
如此，地权即使一度平均，亦很难维持永久。
何况并一度之平均而不可得呢？再者：要调剂土满和人满，总不能没有移民，而在现在的文化状况之下，移民又是很难实行的。
所以此等平均地权的方法，不论事实，在理论上已是很难成立的了。
据记载，唐朝当开元时，其法业已大坏。
至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
杨炎为相，改租庸调法为两税，人民的有田无田，田多田少，就无人过问了。
自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平吴行户调法至此，前后适五百年。
自此以后，国家遂无复平均地权的政策。
间或丈量，不过为平均赋税起见，而亦多不能彻底澄清。
兼并现象，依然如故，其中最利害的，为南宋时浙西一带的兼并。
因为这时候，建都在临安，浙西一带，阔人多了，竞以兼并为事。
收租奇重。
宋末，贾似道要筹款，就用低价硬买做官田。
田主固然破产了。
佃户自此要向官家交租，又非向私家交租时“额重纳轻”
之比，人民已受了一次大害。
到明初平张士诚，太祖恶其民为士诚守，对于苏松、嘉湖之田，又定以私租为官税。
后来虽屡经减免，直到现在，这一带田赋之重，还甲于全国。
兼并的影响，亦可谓深了。
物价的高低，东汉以后，更无人能加以干涉。
只有食粮，关系人民的利害太切了，国家还不能全然放任。
安定谷价的理论，始于李悝。
李悝说籴（谷价），甚贱伤农，甚贵伤民（此民字指谷之消费者，与农为谷之生产者立于对峙的地位），主张当新谷登场时，国家收买其一部分，至青黄不接时卖出，以保持谷的平价。
汉宣帝时，谷价大贱，大司农耿寿昌，于若干地方行其法，名其仓为常平仓。
此法虽不为牟利起见，然卖出之价，必比买进之价略高，国家并无所费，而人民实受其益，实可称法良意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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