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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治秦,按照军功限制人民私有田土奴婢的数量和服饰居室的享用,这是对于商人的一大打击。
但他这政策后来被持续到什么程度,还是问题。
始皇曾给一个擅利丹穴的富孀筑女怀清台,又使牧畜大王乌氏倮岁时奉朝请,同于封君——他和大资本家是讲过交道的。
但至少在灭六国后,他对于一般商人是采用法家的方略的。
他在秦山刻石中的自豪语之一是“重农抑末”
,而在兵役法上,他使商人和犯罪的官吏同被尽先征发。
秦汉之际的大乱,对于资本家,与其说是摧残,毋宁说是解放,因为富人逃生,照例比贫民容易,而勾结将吏,趁火打劫,更是乱世资本家的惯技,这是最值得注意的事。
高帝登极后第三年(前199年)便下令,让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絺纻罽,操兵,乘(车),骑马”
(高帝又尝规定商人纳加倍的“算”
赋,商人及其子孙不得为官吏,史不详在何年,当去此令不久或与此同时)。
假如大乱之后,富商大贾所余不多,则这样的诏令根本没有意义,是决不会出现的。
此时此令,表示连纯驷马车也坐不起的新兴统治阶级,对于在革命历程中屹立如山的“素封之家”
,不免羡极生妒了。
高帝此令在商人中间必然惹起很大的忿激,所以过后两年,代相陈豨作反,其手下的将帅全是商人。
但高帝死后不几年,道家放任主义的潮流便把他的抑商政策压倒,关于商人服用之种种屈辱的限制给惠帝撤销了。
“市井子孙,不得仕宦为吏”
的禁令,虽在文景之世犹存,恐亦渐渐有名无实了。
在武帝即位之初,十三岁为侍中、后来给武帝主持新经济政策的桑弘羊便是洛阳贾人子。
道家放任主义在经济上的重要措施,莫如文帝五年的取消“盗铸钱令”
(此禁令至景帝中元六年始恢复)。
于是富商大贾,人人可以自开“造币厂”
,利用奴隶和贱值的佣工,入山采铜,无限制地把资本扩大。
他们这样做的结果,就是造成了金融界的大混乱,通货膨胀,物价飞腾,人民和政府均受其害。
汉朝统一中国后,一方面废除旧日关口和桥梁的通过税,一方面开放山泽,听凭人民垦殖,这给了工商业一个空前的发展机会。
自战国晚期至西汉上半期是牛耕逐渐推行的时代,农村中给牛替代了的剩余人口,总有一部分向都市宣泄,这又是工商业发展的一种新的原动力。
此诸因缘加以政府的放任,使汉初六七十年间工商业的发展达到了一定程度,此后直至“海通”
以前,我国工商业在质的方面大致没有超出过这时的。
这时期工商界的状况,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有很好的描写。
据他的估计,是时通都大邑至少有三十几种企业,各在一定的规模内,可以使企业家每年的收入比得上食邑千户的封君(每户年收二百钱),计:
酤一岁千酿,醯酱千瓨,浆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贩谷粜千钟,薪藁千车,船长千丈(诸船积长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其轺车百乘,牛车千辆,木器髹者千枚,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卮茜千石,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双,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糵曲盐豉千荅。
鲐鮆千斤,鲰千石,鲍千均,枣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钟,子贷金钱千贯。
富商往往同时是大地主,“专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
,或抽岁收千分之五的田租。
他们的生活,据晁错所说是“衣必文采,食必粱肉。
……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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