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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谓改制之始，民乐输将，后乃稍离其本，不过逊顺之辞，实则大和之诏，初未尝行也。
《通典》言梁武帝五铢钱实重四铢三参三黍，其百文重一斤二两，齐文襄五铢钱实重五铢，百文重一斤四两二十铢，较其多寡、重轻，两相符合，而《左氏》定公八年《正义》，谓魏、齐斗、称，于古二而为一；《隋志》谓其以古称一斤八两为一斤，此即公家定制，与民间所用，实不相符之证。
后周则观《志》言其平齐后即班宋氏尺于天下，而达奚震等仍以为言，而可知其令之不行矣。
历代之度、量、衡，盖无不徒有其名者。
《晋书·律历志》言：荀勖新尺，惟以调音律，至于人间，未曾流布，故江左及刘曜仪表，并与魏尺略相依准；又言裴頠以医人命之急，而称、两不与古同，为害特重，宜改治权、衡，不见省；其明证也。
《左氏》定公八年《正义》，谓魏、齐斗、称，于古二而为一；周、隋斗、称，于古三而为一；盖据当时实在行用者，约略言之也。
度、量、衡器，初非概由官制，民间自制，自不能无“增损、讹替”
。
语见《隋志》。
而前世取民，多以实物，官司恒利于度之长，量之大，衡之重；民间交易，权操于豪强、商贾，其所利者，亦与官司同；故增损、讹替之余，度必渐增其长，量必渐增其大，衡必渐增其重。
《日知录》云：“《汉书·货殖传》：黍千大斗。
师古曰：大斗者，异于量米、粟之斗也，是汉时已有大斗，但用之量粗货耳。
《唐六典》：凡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广为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一尺二寸为大尺，十尺为丈。
凡量：以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黍为龠，二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三斗为大斗，十斗为斛。
凡权、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为铢，二十四铢为两，三两为大两，十六两为斤。
凡积秬黍为度、量、权、衡者，调钟律，测晷景，合汤药，及冠冕之制则用之；内外官司，悉用其大者。
按唐时权、量，是古今、小大并行。
大史、大常、大医用古，他有司皆用今。
久则其今者通行，而古者废矣。”
《大斗大两》条。
自注引《通典》载诸郡土贡，亦有用小斤、小两者，然皆汤药之用，如上党郡贡人参三百小两，济阳郡贡阿胶二百小斤是也。
愚案《晋》《隋书》《律历志》引《九章商功法程》云：“粟一斛，积二千七百寸，米一斛，积一千六百二十七寸，菽、合麻、麦一斛，积二千四百三十寸，此据精粗为率，使价齐而不等其器之积寸也。
以米斛为正，则同于《汉志》。”
然则随物之精粗、贵贱而异其度、量、衡之器，民间本有此法。
久之渐趋画一，取其一器以为正，如量粟、菽、麻、麦皆用米斛。
而度量衡之长、大、重，亦随之而增矣。
此较增损、讹替者，所增为巨。
《齐民要术·作酱法》云：“豆黄堆量不概，盐曲轻量平概。
达奚震及牛弘等言：以上党羊头山黍依《汉书·律历志》度之：若以大者稠累，依数满尺，实于黄钟之律，须撼乃容；若以中者累尺，虽复小稀，实于黄钟之律，不动而满。”
堆量、轻量；或概、或不概；或撼、或不动；虽同用一器，所得多少，又自不同。
此等皆随俗而殊，断难画一。
故计算历代之物价，总只能得其大较之大较也。
商业兴盛之国，交易皆集于都会，小都会又取准于大都会，则度、量、衡及钱币等，皆易于画一。
以农业为主之国，交易分成多区，区各有其取正之所，商人势不得不屈于其俗，欲定一尊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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