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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探求其所以然，则国家大了，政情随之复杂，大的，复杂的事情，普通人对之不感兴趣，亦不能措置。
此实为制度转变的原因。
然民主的制度可以废坠，民主的原理则终无灭绝之理。
所以先秦诸子，持此议论的即很多。
因后世儒术专行，儒家之书，传者独多，故其说见于儒家书中的亦独多，尤以《孟子》一书，为深入人心。
其实孟子所诵述的，乃系孔门的书说，观其论尧舜禅让之语，与伏生之《尚书大传》，互相出入可知（司马迁《五帝本纪》亦采儒家书说）。
两汉之世，此义仍极昌明。
汉文帝元年，有司请立太子。
文帝诏云：“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慊志；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禅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
此虽系空言，然天下非一人一家所私有之义，则诏旨中也明白承认了。
后来眭孟上书，请汉帝谁差天下（谁差，访求、简择之义），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尤为历代所无。
效忠一姓，汉代的儒家，实不视为天经地义。
刘歆系极博通的人，且系汉朝的宗室，而反助王莽以篡汉；扬雄亦不反对王莽；即由于此。
但此等高义，懂得的只有少数人，所以不久即湮晦，而君臣之义，反日益昌盛了。
王与君，在古代是有分别的，说已见前。
臣与民亦然。
臣乃受君豢13养的人，效忠于其一身，及其子嗣，尽力保卫其家族、财产，以及荣誉，地位的。
盖起于（一）好战的酋长所豢养的武士，（二）及其特加宠任的仆役。
其初，专以效忠于一人一家为主。
后来（一）人道主义渐形发达。
（二）又从利害经验上，知道要保一人一家的安全，或求其昌盛，亦非不顾万民所能。
于是其所行者，渐须顾及一国的公益。
有时虽违反君主一人一家的利益，而亦有所不能顾。
是即大臣与小臣，社稷之臣与私昵嬖14幸的区别。
然其道，毕竟是从效忠于一人一家进化而来的，终不能全免此项色采。
至民则绝无效忠于君的义务。
两者区别，在古代本极明白，然至后世，却渐渐湮晦了。
无官职的平民，亦竟有效忠一姓的，如不仕新朝之类。
这在古人看起来，真要莫名其妙了（异民族当别论。
民族兴亡之际，是全民族都有效忠的义务的。
顾炎武《日知录·正始》条，分别亡国亡天下，所谓亡天下，即指民族兴亡言，古人早见及此了）。
至于国君失政，应该诛杀改立之义，自更无人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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