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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并的人，都是有势力的，也无人来整顿他。
于是无田的人，反代有田的人出税。
人皆托于宦、学、释、老，或诈称客户以自免。
其弊遂至不可收拾，当这时代，要想整顿，（一）除非普加清厘，责令兼并的人，将多余的田退还，由官分给无田者。
（二）次则置兼并者于不问，而以在官的闲田，补给无田的人。
其事都不能行。
（三）于是德宗时，杨炎为相，牺牲了社会政策的立法，专就财政上整顿，就有财产之人而收其税，令于夏秋两季交纳（夏输毋过六月，秋输毋过十一月），是为两税。
两税法的精意，全在“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
十八个字。
社会立法之意，虽然牺牲了，以财政政策而论，是不能不称为良法的。
“两税以资产为宗”
，倘使就此加以研究改良，使有产者依其财产的多少，分别等第，负担赋税，而于无产者则加以豁免，则虽不能平均负赋，而在财政上，还不失公平之道，倒也是值得称许的。
然后此的苛税，仍是向大多数农民剥削。
据《宋史·食货志》所载，宋时的赋税：有田亩之赋和城郭之赋，这是把田和宅地分别征收的，颇可称为合理。
又有丁口之赋，则仍是身税。
又有杂变之赋，亦称为沿纳，是两税以外，苛取于民，而后遂变为常税的，在理论上就不可容恕了。
但各地方的税率，本来轻重不一。
苛捐杂税，到整理之时，还能定为常赋，可见在理论上虽说不过去，在事实上为害还是不很大的。
其自晚唐以来，厉民最甚，直至明立一条鞭之法，为害才稍除的，则是役法。
力役是征收人民的劳力的。
人民所最缺乏的是钱，次之是物品。
至于劳力，则农家本有余闲，但使用之不失其时，亦不过于苛重，即于私人无害，而于公家有益。
所以役法行之得当，亦不失为一种良好的赋税（所以现行征工之法，限定可以征工的事项，在立法上是对的）。
但是晚唐以后的役法，其厉民却是最甚的。
其原因：由于此时之所以役民者，并非古代的力役之征，而是庶人在官之事。
古代的力役之征，如筑城郭、宫室、修沟渠、道路等，都是人人所能为的；而且其事可以分割，一人只要应役几日；自然不虑其苛重了。
至于在官的庶人，则可分为府、史、胥、徒四种，府是看守财物的。
史是记事的。
胥是才智之称，所做的，当系较高的杂务。
“徒，众也，”
是不须才智，而只要用众力之时所使用的，大概用以供奔走。
古代事务简单，无甚技术关系，即府史亦是多数人所能做，胥、徒更不必论了。
但此等事务，是不能朝更暮改的。
从事其间的，必须视为长久的职业，不能再从事于私人的事业，所以必须给之禄以代耕。
后世社会进步了，凡事都有技术的关系，筑城郭、宫室，修沟渠、道路等事，亦有时非人人所能为，何况府、史、胥、徒呢（如徒，似乎是最易为的。
然在后世，有追捕盗贼等事，亦非人人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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