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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既然不能用增减无常的收入来编制预算，就不能不转向其臣民在收入额问题上达成某种共识，于是不得不使臣民处于契约的基础之上。
那么，中世纪的农民阶级，经过了领主权力和庄园法相结合，同时其内部也起了显然的分化。
除这些隶属的阶级，还有在领主土地村落自治体之外，占有自由的世袭租借地的自由农民，后来就成为自由的所有者，他们只需缴纳免役税，领主对他们亦无司法的权力。
他们从来没有完全消失，但就大量的聚集而言，也不过偶见于若干地方而已。
例如封建主义从未发达过的挪威，他们被称为“自由农民”
，以区别于没有土地、没有自由及隶属于自由民的农民。
北海的沼泽地段，弗里斯兰（Friesland）、迪特马什（Ditmarsch）、阿尔卑斯山（Alps）的部分地方，蒂罗尔（Tyrol），瑞士以及英国，亦均有之。
此外，还有俄罗斯的许多地方有屯田农兵，他们是田地的所有者；除他们之外，再加上拥有小农地位的农兵阶级，就是所谓的个体经营者。
封邑制度发展的结果，使国王在实行租税征收制度时，贵族们可免除租税，而无拳无勇的农民，则有缴纳租贡的义务。
为了提高国家的武装力量，法国的封建法律规定了“没有领主的土地”
原则。
此原则的用意，在于增加可资分封的封地，以保障军事的力量；德意志的国王，每次将土地分封时，必须重新强制规定封建关系的原因和上面是一样的。
贡税义务上的此种分化，以国王保持农民土地为出发点。
国王不希望农民的土地被夺取，因为这样一来，课税地将因此而逐渐减少。
所以国王进一步施行保护农民的制度，禁止贵族们夺取农民的土地。
在经济上，就产生了如下的结果：（1）庄园领主的大家族和农民的小家庭同时存在。
农民的负担，本来完全为了满足领主自身的需要，因此就为传统所固定。
故农民除自身的生计与纳税义务之外，绝不想从土地上多得些收益，超出其必需之上。
而在庄园领主方面，他们既然不是为了市场贩卖而生产，故也不想增加租贡。
庄园领主的生活方式与农民的生活方式，其实也就没了多大的差别。
所以马克思说：“领主的胃口，是对于农民榨取的限度。”
至于农民在传统上被强制的贡献，则受到庄园法和利益的一致保护。
（2）国家因为租税征收上的利害关系而维护农民后，法学家，尤其是法国的法学家，也起而加以干涉了。
罗马法并不像普通人所想的那样，使古代日耳曼的农民法律趋于崩溃，事实上恰好相反，正是利于农民而反对贵族的。
（3）农民对于土地，有不可分离的义务。
其中有因个人的效忠而起的，也有因领主须对农民的租税负责所致的。
但此种义务，逐渐被贵族们所利用。
农民如果想脱离自治体，他们就必须放弃其所拥有的土地，并且找到他们的替代者。
（4）农民对于土地所拥有的权利，变得非常分化。
对于不自由的农民来说，当其死亡时，领主一般有收回其土地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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