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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亦颇蹊跷。
到底这时候，距昙曜初见文成帝时候有多久？见文成帝之年固为兴安二年，他禀明要开窟之年（即使不待他做了沙门统），也可在此后两三年、三四年之中，帝奉以师礼之后！
总而言之，我们所知道的只是昙曜于兴安二年（公元四五三年）入京见文成帝，到和平初年（公元四六○年）做了沙门统。
至于武州塞五窟，到底是在这八年中的哪一年兴造的，则不能断定了。
《释老志》关于开窟事，和兴光元年铸像事的中间，又记载那一节太安初师子国（锡兰）胡沙门难提等奉像到京都事。
并且有很恭维难提摹写佛容技术的话。
这个令人颇疑心与石窟镌像有相当瓜葛。
即不武断地说，难提与石窟巨像，有直接关系，因难提造像之佳，“视之炳然”
，而猜测他所摹写的一派佛容，必然大大地影响当时佛像的容貌，或是极合理的。
云冈诸刻虽多犍陀罗影响，而西部五洞巨像的容貌衣褶，却带极浓厚的中印度气味的。
至于《释老志》，“昙曜开窟五所”
的窟，或即是云冈西部的五洞，此说由云冈石窟的平面方面看起来，我们觉得更可以置信。
（一）因为它们的平面配置，自成一统系，又自左至右五洞，适相连贯。
（二）此五洞皆有本尊像及胁侍，面貌最富异国情调，与他洞佛像大异。
（三）洞内壁面列无数小龛小佛，雕刻甚浅，没有释迦事迹图。
塔与装饰花纹亦甚少，和中部诸洞不同。
（四）洞的平面由不规则的形体，进为有规则之方形或长方形，乃工作自然之进展与要求。
因这五洞平面的不规则，故断定其开凿年代必最早。
《支那佛教史迹》第二集评解中，又谓中部第一洞为孝文帝纪念其父献文帝所造，其时代仅次干西部五大洞。
因为此洞平面前部，虽有长方形之外室，后部仍为不规则之形体，乃过渡时代最佳之例。
这种说法，固甚动听，但文献上无佐证，实不能定谳。
中部第三洞，有太和十三年铭刻；第七洞窗东侧，有太和十九年铭刻，及洞内东壁曾由叶恭绰先生发现之太和七年铭刻。
文中有“邑义信士女等五十四人……共相劝合为国兴福，敬造石庙形象九十五区及诸菩萨，愿以此福……”
等等。
其他中部各洞全无考。
但就佛容及零星雕刻作风而论，中部偏东诸洞，仍富于异国情调。
偏西诸洞，虽洞内因石质风化过甚，形象多经后世修葺，原有精神完全失掉，而洞外崖壁上的刻像，石质较坚硬，刀法伶俐可观，佛貌又每每微长，口角含笑，衣褶流畅精美，渐类龙门诸像。
已是较晚期的作风无疑。
和平初年到太和七年，已是二十三年，实在不能不算是一个相当的距离。
且由第七洞更偏西去的诸洞，由形势论，当是更晚的增辟，年代当又在太和七年后若干年了。
西部五大洞之外，西边无数龛洞（多已在崖面成浅龛），以作风论，大体较后于中部偏东四洞，而又较古于中部偏西诸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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