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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要了解敦煌壁画中的图案花纹，我们除了需要殷、周、战国、秦、汉、三国、两晋一切金石漆陶器物上纹样和在中国其他地区中的南北朝隋唐遗物来同敦煌的作比较。
而同时还必须探讨佛教艺术在印度时本身的特征和构成因素。
如最初大月氏种族占领的贵霜朝所兴起的佛教艺术的特点，犍陀罗地方艺术作风中的希腊因素与波斯影响，中印度和南方原有的表现，笈多王朝全盛的早期和颓废烦琐的后期与末期等。
更重要的是佛教传入中国沿途所经过的各地方混居复杂民族的艺术作风以及他们同西方的波斯、远方的希腊、南方的印度和我们之间的种族文化上的关系。
在库车（龟兹）为中心与以哈拉和卓（高昌）吐鲁番为中心的许多洞窟壁画的题材、色彩、手法和情调的根源，和在和田附近，及尼雅、楼兰等遗址中所发现的古代艺术残迹资料，便都是我们重要的观察对象。
先做了一番所谓分别辨认的准备工作，然后观察敦煌资料中最典型的类型，寻出何者为中国原有的生命与性质，何者为西域僧侣、艺匠所输入的波斯、印度、希腊殖民地东罗马，何者又是经过自己匠师将外族输入的因素加以变革来适合自己民族的情调和风格，便比较地有把握了。
在集中讨论图案之前对于敦煌绘画的其他方面，我们可以说最先引人注意的，就是有许多显著地是当时中国民族传统风格很奇异而大胆地同佛教题材结合在一起。
如画的布局，北魏洞窟中横幅正类似汉石祠石刻画壁，画的处理亦很接近晋代石棺，还是以二十四孝为题材的那种刻石。
盛唐洞壁上净土经变的布局组织都以一座殿堂（所谓宝楼）为主要背景，佛像菩萨则列坐其间或其前，前阶台上和两旁对称的廊庑之间则安置各种舞蹈作乐或听法的菩萨，这种部署还依稀是汉石祠正中主题的布局。
印度佛教画如阿姜他洞窟壁画的布局就同以上所举敦煌的两种都不同，佛的坐处如小型建筑物的很多，也有菩萨很大的头肩由云中飘忽出现俯瞰底下尘世王子后妃作乐，所谓王子观舞等场面。
佛经故事在画幅中的组织，敦煌的也同印度西域等不同。
库车附近，洞中有一例将画面用不同的两三色，主要青和绿，画成许多棱形叶子，分几个排列，每个叶子中画一故事。
敦煌北魏窟中的经变将不同时间的题材组织在一个横幅之中，如舍身饲虎图等。
唐窟则皆以主要净土经变放在壁面当中，两旁和下段分成若干方格或长方形画框，每框一事一题。
四川大足县摩崖石刻布局也是如此。
又如在敦煌所画的北魏隋唐飞仙，正同云冈龙门、天龙山石刻浮雕上所见到的一样，是中国自己独创的民族型式，同西域的、印度的或葱岭西边通印度的巴米安谷中的佛龛上波斯、印度、希腊混合型的，都不一样，在气质上尤其不同。
敦煌北魏的佛像菩萨塑像残毁或重修之后不易见到在他处石刻上所有的流畅俊美的刀刻手法，但在绘画上的局部衣纹都保持有汉晋意味，衣褶裙裾末端或折角处锐利劲瘦的笔法仍是那种洒脱豪放随笔起落而产生的风格。
尤其是飞仙的姿势生动，披肩和飘带迎风飞舞，最能令人见到下笔时腕力和笔触的练达遒劲，真是气韵生动、痛快淋漓、无比可爱、无比可贵的民族作风。
敦煌画壁上许多衬托的景物，如树木云山、马的动作和建筑物的描写也都富于传统精神，或从汉画脱胎而出，或同我们所仅有的一些晋画（包括石棺画石）都极为神似，同时又开了后代铁线细描系统的基本作风。
凡以种种显而易见的都只能说是我的大略印象，没有专家的分析阐明之前当然不能据此作何结论，这里只是指出敦煌早期的画壁上有一望而见到的民族作风雄厚的根底和在此上面所发展创造出来的佛教画。
但当我们转到洞窟的装饰图案花纹这一方面时，可引起显著的注意的恰恰相反。
初见之时只见到新的题材手法来得异常大量，也异常突兀，花纹绘饰的色彩既特殊，手法又混淆变化，简直有点无法理喻它们的源流系统。
而同时凡是我们所熟识的认为是周秦汉晋的金石的刻纹，陶漆器物上的彩饰，秦砖汉瓦等的典型图案，在这里至少初步的印象下，都像是突然隐没毫无踪影。
主要的如同秦铜器上的饕餮、夔龙、盘蛇走兽、雷纹波纹，战国的铜器上、楚漆上、汉镜上，各种约略如几何形的许多花纹，以及兽类人物、云气浪花、斜线如意钩等，或是瓦当上、墓壁上、石阙上所见的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神武等形式，在敦煌都显著地不见了！
—切似乎都不再被采用，竟使我们疑问，到这里的图案是否统统为异族所输入的，但当我们再冷静地一看，在绘饰方面除却塑型的莲座外，不但印度的图案没有，希腊波斯系的也不见有多少，所谓西域的如和在库车附近许多洞窟画壁所见和它们同样式的也是没有的。
那么这许多灿烂动人的图案都从哪里来的呢？它们是怎样产生的呢？
当我们仔细思考一下第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是图案同器物的体型和制造材料及功用是分不开的；第二个原因则是它同所在地方的民族工艺的传统也是分不开的。
从立体器物方面讲，敦煌洞窟原是一种建筑物。
所以如果我们要了解它的装饰图案，我们必须从了解建筑装饰的立场下手。
从这个出发点来检查敦煌图案的系统，我们就会很快发现一条很好的线索指出我们可以理解它们的途径。
在地方民族工艺传统方面讲，敦煌是中国的地方，洞窟也部分的是中国木构，大多数的画匠又是汉族的人民。
他们有着的是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而且是汉全盛时代的工艺方面的培养。
因为敦煌洞窟原是一种建筑物，在传入中国及西域之前这种窟寺在印度是石造的佛教建筑物，所以在建筑结构细部上面的装饰便是以石刻为主的花纹。
最早创始于印度佛教艺术的犍陀罗地区的居民中是有过。
在公元前，就随亚历山大大帝经由波斯而进入印度的希腊的兵卒和殖民，稍南的西海岸上，则有从小亚细亚等地，在第一世纪以后经波斯湾沿海而来的各种商贾人民，所以艺术中带着很显著的直接或间接希腊的影响，尤其是在人像雕刻和建筑细部图案方面的发展最为显著。
这种印度的佛教的“石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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