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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中央派李立三、陈延年、聂荣臻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等大员来上海,是有重要考虑的:李立三是中国工会委员长出身,上海是工人最多的地方,而工人是武装起义和革命事业的主力军,关键时刻,需要李立三这样的内行领导;陈延年是总书记陈独秀的公子,在国民革命中心地带的广东省就是位杰出的领导者,并曾与周恩来并肩战斗过,在革命最艰苦的时刻,身为总书记的陈独秀派出自己的儿子到最困难的地方工作,也足见他的胸怀与内心的紧迫性;聂荣臻的出现,同样是因为考虑军事斗争和武装起义的需要;维经斯基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和组建中共的主要联络人,他也被派到上海来的目的显然是起指导作用。
即便如此,这些“有经验”
的中央新派来的大员,其实也都是些二十几岁的年轻同志。
而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他们在中共内部已经是“老资格”
的骨干了!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地,城市武装斗争的中心地,现在又是蒋介石反革命镇压共产党的最严重地……几种客观情况,迫使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和全力以赴投入这里的工作。
根据《中央关于沪区工作的决议案》精神,在上海成立了由李立三、陈延年、赵世炎、周恩来和维经斯基组成的特务委员会,领导上海工作。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地,中央机关从成立之后一直在上海,大革命开始后,总书记陈独秀有一段时间把中央机关带到了武汉,但上海仍然是党的革命工作的重中之重的地方。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最初设立了两个地委,一是上海,二是北京。
北京由李大钊负责,上海其实就是在总书记陈独秀兼任负责下展开工作。
此间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邓中夏、恽代英等等,都曾担任过上海地委的领导工作。
而上海的工作范围,不仅仅是上海市区,主要还负责现在的江浙两省,还包括了安徽省。
江浙一直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革命中心范围,早期中共领导人中的江浙人士也特别多,江浙人中浙江籍的则多于江苏籍的,这与陈望道、沈雁冰等共产党创建人的存在有关。
前文我们讲到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带出来的一大批优秀革命者,后来都成了中共上海地区的党的骨干和领导者。
当然,江苏因为有“常州三杰”
(张太雷、恽代英和瞿秋白)的相继涌现,使得一批江苏青年和上海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
这种“一人带地区”
的革命现象,在湖南、广东、北京、山东、湖北都曾有过,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笔特殊财富。
上海无疑是这种现象中最耀眼的一个“中心”
级的存在。
这与这个伟大城市在中国的影响力和分量有关。
无产阶级革命是以工人阶级以及它的先锋队为主体队伍所汇成的历史潮流。
李立三、陈延年、聂荣臻和维经斯基到达上海,一方面是中央对上海工作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显然对上海前期工作不尽人意的地方持一定的批评。
后来我们知道,“特务委员会”
成立到周恩来、罗亦农在一个多月后相继离开上海,到武汉参加中共“五大”
,其实是对“上海领导班子”
的一次大调整。
在早期的中共历史上,这种“班子”
大调整,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有时甚至一两个月或者更短的时间就会对一个地区的党的负责人进行调整,这既是革命需要,又是当时太缺少领导骨干所致。
再者,复杂而残酷的革命实践,每时每刻都在考验和检验每一个革命领导者的能力——你领导一个地方的革命成功了,有可能第二天就奔赴到新岗位,而在新的岗位上你有可能失败了,因此又被调到另一个地方;甚至今天你是小区委干部,明天你可能就是省委,甚或是中央某一方面的负责人了,而没几天你又可能什么都不是了,因为你又失败了……这种特殊时期的特殊情况,其实既是党建设初期的实际情况与无奈之举,同时也深刻而严峻地考验着每一个共产党人。
让我感到特别敬佩的是,绝大多数共产党人在党的决定面前,都没有怨言,无条件的服从,许多同志去年可能还是党的核心领导,今年就成了一个最基层党组织的小负责人,邓中夏、恽代英,甚至周恩来、毛泽东、邓小平、刘少奇等等,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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