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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很快打开局面，在主持工作不到两年内，发展党员人数从过去的几百人，猛增到五千多人，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的38%，仅此就很能说明陈延年的工作能力，因为那个时候动员和挑选优秀的进步分子入党，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风险和细致的工作并存。
在中共党史上留下重重一笔又最令早期广东地区党内同志难忘的是，在上海爆发“五卅”
反帝运动时，广东声援上海的省港大罢工历时16个月，是中国工运乃至国际工人运动中的辉煌篇章，而这正是他陈延年任广东区委书记时与苏兆征、邓中夏和周恩来等一起领导的结果，作为区委书记，陈延年在其中的功劳可称数一数二。
这与后来陈延年能够被推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直接关系——他并非靠“总书记”
的老子资本，而且陈延年也最不愿借父亲陈独秀的任何光而在党内获取一丝政治资本。
这一点，陈独秀做得也非常好，他在这方面的原则性异常强，不可能让儿子沾他半点光。
陈延年及弟弟陈乔年，从出生到牺牲的二十几年里，几乎没有沾过父亲的一点“荣光”
，相反，伴随他们的常常是无尽的艰苦和一次次的危险……
陈延年和弟弟陈乔年从小都在老家安徽安庆生活。
在1915年父亲从日本回国后，全家人才搬到上海，居住在法租界嵩山路吉谊里21号一楼一底砖木结构小楼里。
那个时候，陈独秀家的生活并不好过，其妻高君曼女士患病严重，身边又有两个十来岁的儿子，最主要的是陈独秀很不“安分”
，一心忙着办杂志，可又没钱，虽然有朋友帮忙，但全家生活仍十分艰难。
这一年，一本由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横空出世，给中国革命前途带来无限光明，可对陈家两“小子”
的生活和学习一点帮助也没有，相反陈延年只能带着弟弟一边上学，一边打工去以维持生计和交学费，常常处在半饥半饱状态，而且他们还要照顾有病的母亲。
但即便如此，陈延年仍然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各类新书刊，包括父亲编的《新青年》。
父亲陈独秀在家里也很有些家长式的霸道，儿子们既怕他，又有些恨他，但“老子”
的文章却又被儿子偷偷地喜欢。
比如《新青年》上的创刊词，“青年如初春，如朝阳，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
云云，陈延年读得热血沸腾。
因为喜欢法文，陈延年的法文功底很好，于是在“五四”
运动之后，留法勤工俭学浪潮在全国迅速掀起之时，陈延年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亲。
陈独秀马上答应：“好啊，这个我非常支持！”
作为建党领袖和正在帮助一批批青年干部往欧洲输送的陈独秀，这回对儿子的运动是真心实意，并且在陈延年提出带弟弟一起去时他略深思了一下，便点点头：“也好，你们一起去、一起回，相互有个照应，留在我身边反而不是良策……”
于是1921年初，21岁的陈延年，带着19岁的弟弟陈乔年，加入了浩浩****的留法队伍，成为了蔡和森、赵世炎和周恩来等同龄革命青年队伍中的一员。
1922年，陈延年同周恩来、赵世炎一起在旅欧勤工俭学学生中创建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少年共产党）。
这年秋天，他经法共党员、后成为越南共产党领袖的胡志明（当时叫阮爱国）介绍加入了法国共产党。
不久，中国共产党正式承认原旅欧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及加入法共的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员，并组成中共旅欧支部，陈延年是这个支部的领导成员。
他弟弟陈乔年也是这个“少共”
的成员。
1923年，遵照中共中央指令，陈氏兄弟等12名中国青年党员由法国转赴苏联，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经验，此时的陈延年和弟弟都已经是中国青年革命者中的佼佼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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