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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的二儿子陈乔年在此次会后，被派到上海，出任江苏省省委组织部长。
这个时间，也就是1927年底或1928年初。
陈乔年到上海出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时，省委书记是王若飞。
在王若飞任书记之前的江苏省委已经更迭了四任书记，第一任书记陈延年，上任第一天就被捕并在一个多星期后被敌人杀害。
赵世炎马上接任陈延年的江苏省委书记一职，哪知没出一个星期时间，与陈延年等一起被捕的原省委秘书长韩步先就把赵世炎出卖了，17天后赵世炎又被敌人杀害，与陈延年被害差半个来月。
在上海的江苏省委，一直是中共中央最重要的地方组织，它不仅包含了上海地区及周边地区的党的工作范围，而且还延伸到国民党蒋介石的老巢——南京的地下党的工作。
所以江苏省委一旦出事，中共中央立即派出大员接任。
赵世炎被捕和牺牲后，王若飞接任一段时间任代理书记。
1927年8月，邓中夏出任江苏省委书记。
王若飞、项英（烈士，中共早期重要领导者，新四军政委。
1941年牺牲，时年43岁，骨灰安葬于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陈乔年、何孟雄（烈士，中共早期重要领导者，后文有专门叙述他事迹）、刘伯坚（烈士，与陈乔年、周恩来等在法国组织成立“中国少共”
。
1935年牺牲，时年45岁）等任常委。
1928年1月，邓中夏又被调任到广东省任书记。
这时，项英担任代理江苏省委书记，陈乔年是组织部长（他牺牲后由康生接任），宣传部长是王若飞，军事部长李富春（之后是何孟雄、彭湃接任）。
（彭湃，烈士，农民革命领袖，1929年牺牲于上海龙华，时年33岁。
）
作为新任省委组织部长的陈乔年，在省委处于连续瘫痪和半瘫痪状态的极端困难环境下，他不顾个人安危，出生入死，与敌人巧妙周旋，深入到斗争一线，秘密联系和恢复组织，使江苏省委机关和管辖地区的党组织获得重新开展工作的条件。
然而不幸的是，就在这个时候，1928年2月16日陈乔年正在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秘密召开各区委组织部长会议时，由于叛徒的告密，敌人将会场团团包围，陈乔年和数位干部被捕，江苏省委机关又一次遭受惨重破坏……
陈乔年被捕后第二天就被押解到上海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进这里的“要犯”
，基本上没有出得去的。
陈乔年的命运与他哥哥一样，先是被敌人严刑逼供，劝其投降脱党，而这一切对陈乔年来说并不起作用，所以等待他的结果便是为革命壮烈牺牲。
1928年6月初的一个夜里，上海枫林桥畔，又响起一阵恐怖的枪声，这一次倒在敌人枪口下的是26岁的中共中央委员、江苏省委组织部长陈乔年。
与他一起被敌人枪决的还有两位烈士（江苏省委常委）：郑覆他（浙江诸暨人，曾任上海总工会主席委员长，牺牲时25岁）、许白昊（牺牲时32岁，中共“二大”
、“五大”
代表，曾任中央监察委员，著名工运领袖，湖北人）。
两个儿子前后被国民党杀害的噩耗，应该都会传到陈独秀耳里，那么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他陈独秀的心境如何悲切，我不曾看到这方面的记载，然而作为一位父亲，一位一腔热血献给共产主义事业的大学者、无产阶级领袖人物的陈独秀，我想他内心的悲恸肯定是他人无法想象的。
陈独秀当初把延年、乔年两个最优秀的儿子送到法国和俄国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那一刻，大概是作过这方面的准备的，要不然他不会在儿子回国后又把他们一个放在广州、一个放在北方，最后又在革命紧急关头调他们到每天都有可能倒在敌人屠刀下的上海和江苏省委的岗位上……
革命者之苦，是一种意志和信仰的淬火；不是肉体的，但肉体之苦、之痛仍然少不了；是精神的，然而精神之苦靠什么去克服呢？依然是另一种精神。
而在事业需要与个人的精神痛苦之间，选择本身就是一种割肉、裂心、断肠与粉碎精神本身的巨大的撕裂之痛。
外人都知道，陈独秀对延年、乔年两兄弟要求十分严，甚至严到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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