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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国民党反动集团也在想办法,他们在特务科训练了约三十名特工潜入上海,这些人被称为“红帽子特务”
,也读点马列主义和进步书籍,看上去也对革命很积极,并惯用这种伪装手段秘密混进左翼文化队伍,打进中共基层组织。
1935年2月19日,认为时机已到的国民党特务机构,突然向中共上海地区的新组织和广大党员再次发起进攻。
当日夜间至20日清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共同进行了逮捕行动,对设在福煦路的中共密设总机关及其他场所实施包抄围剿,一下逮捕26人且抄获相当多的文件与现金。
同一夜,公共租界工部局新闸巡捕房警员又突袭了公共租界山海关路安顺里11号,逮捕了陈哲生(湖南人)和他的妻子陈林氏。
这位使用“陈哲生”
名字的其实就是左翼文化总同盟执行委员田汉。
公共租界警察又在武昌路广兴里56号逮捕王志忠,在萧路德兴里47号逮捕了陈之超。
而王志忠即欧阳继修,又名华汉,他就是文化总同盟党团书记、中共上海局文委书记阳翰笙。
19日这一晚,法租界的警方也在另一处逮捕了另一位中共重要人物、自称“朱子明”
的男子和同行的女子“李月梅”
。
这位名叫“朱子明”
的男子,就是时任中共中央上海执行局宣传部部长朱镜我。
在逮捕朱镜我的同一时间,租界警察又冲进新永安街三鑫坊1号,逮捕方子平、方谢氏和方子国,而方子平就是中共文化界的重要人物许涤新。
反动当局的警察又在中共上海中央局秘书处机关逮捕了王抚芝、李文敏、李光林等人。
其中李光林就是上海中央局黄文杰的化名。
像疯狗一样疯狂扑咬的当局警察仍在不停地举着大刀到处寻找共产党的机构和影踪。
一个又一个机构如拔萝卜似的被拔出,更多的革命者和共产党人被押到囚车……
呵,此时的上海滩,真可谓腥风血雨,只有两种声音在此起彼伏地交叉着呼嚎:叛徒的乞求声和革命者流血牺牲时的悲壮声。
然而,这两种混杂在一起的声响中,革命者的正义怒吼与对理想和信仰的最后重申是那样铿锵而有力、神圣而响亮!
18日夜间,黄文杰(烈士,广东兴宁人,上海中央局书记,1939年牺牲,时年37岁)和朱镜我(烈士,浙江鄞县人,江苏省委宣传部长,1941年皖南事件中牺牲,时年40岁)、杜国庠、田汉、阳翰笙等一批敌人无法用皮鞭和老虎凳摧毁意志的共产党人,被国民党特务锁着铁链,作为要犯在滂沱的大雨中押解至南京。
这些革命者像奔赴战场的勇士,一路高唱国际歌和自编的战斗诗篇——
“平生一掬忧时泪,
此日从容作楚囚。”
——这是田汉在唱。
而许涤新则在这样高歌:
“团结如磐石,
斗志似火流。
怒口对狱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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