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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台湾各地人民，尤其是中南部的贫困农民，纷纷加入义军，英勇阻击登陆的日军；一直到1915年，台湾人民的武装抗日斗争才告结束。
尽管每一次的武装行动都在日寇大规模流血恐怖的镇压下完全失败了，但是，它却用血的事实揭穿了日寇殖民政策的欺骗性，提高了民众抗日的民族自觉。
总地说来，这个阶段的武装抗日基本上是汉民族传统的中国意识的坚持与抵抗。
以小说《亚细亚的孤儿》（原名《胡志明》）奠定作家地位的客籍作家吴浊流（1900—1976）在晚年的回忆录《无花果》里写道：
“当时的抗日战争，是自发的，而不是有组织，有系统的，既没有横的联系，也没有纵的系统。
更不是受人宣传，煽动而蜂起的。
台湾人在无意识中，认为台湾是自己的祖先所开拓的，我们做子孙的，有保护它的义务。
保护自己的村庄是自己的义务，这种观念，不知何时，在无意识中，已混入血液中。
具有这种精神，一旦有了外敌，自然就要显露出来。
因此，听到有日军来临，便涌起抗日的感情，产生抗日的思想，变成抗日的行动，自动地驰赴抗日战线参加抗战。
台湾人具有这样炽烈的乡土爱，同时对祖国的爱也是一样的。
思慕祖国，怀念着祖国的爱国心情，任何人都有。
但是，台湾人的祖国爱，所爱的绝不是清朝。
清朝是满洲人的国，不是汉人的国，甲午战争是满洲人和日本作战遭到失败，并不是汉人的战败。
台湾即使一时被日本所占有，总有一天会收复回来。
汉民族一定会复兴起来建设自己的国家。
老人们即使在梦中也坚信总有一天汉军会来解救台湾的。
台湾人的心底，存在着‘汉’这个美丽而又伟大的祖国。”
1913年，台湾史学者称为祖国派文化抗日领袖的林献堂（1881—1956）游历北京，除了与刚刚创建民国的中国国民党要人有所接触，也专程拜访了梁启超，请教殖民地台湾人抗日之道。
梁启超告诉他说：
“三十年内，中国无力可以救援台人，台人对日本不可力敌，只能效法爱尔兰人抗英之法，先求放松压力，继而获得参政权。”
同行的甘得中（1883—？）在面见国民党元老戴季陶时痛陈台人处境惨状，戴氏也只能告诉他说：
“中国内乱方殷，十年之内无法帮助台人。”
这样的历史接触说明：祖国的同胞并没有忘记台湾同胞；它也并非无心收复台湾，而是力有未逮的事实。
其后，在祖国大陆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巨大潮流影响下，台湾同胞进一步掀起了有组织的民族解放运动的**。
1920年1月，受五四运动的直接影响，留日台湾青年学生首先在东京创立新民会，仿照《新青年》发刊《台湾青年》杂志，进行民族主义思想的启蒙宣传。
1925年，留学北京的台湾学生主张把台湾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连在一起，依靠祖国以收复台湾，认为参加祖国的建国工作，才是救援台湾之道，因此除了学文的以外，也有转而学武的。
1926年，台湾青年张我军（1902—1955，台湾新文学奠基人）在北京拜访鲁迅时向他抱怨说：“中国人似乎都忘记了台湾了，谁也不大提起。”
鲁迅听了，“就像受了创痛似的，有点苦楚；但口上却道：‘不，那倒不至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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