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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实质性决策。
这一决策首先归功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作为中国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在他主持中央全局工作之后，就把目光投向了三峡。
1980年，邓小平从重庆朝天门码头登上“东方红”
32号轮，那一路上长江的滔滔之水给我们的总设计师带来了滚滚思绪，面对这条同样养育了他的母亲河，他感慨道：“看来，不搞能源，不上骨干项目不行，不管怎么困难，也要下决心搞。
钱、物资不够，宁可压缩地方上的项目，特别是一般性的加工工业项目。
这些小项目上得再多，也顶不了事。”
1982年11月，邓小平在听取国家计委准备兴建三峡工程的请示汇报时，果断地说：“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
针对当时一些人担心三峡工程动起来后涉及面太大而出现所谓的“政治问题”
，邓小平又十分明确地指出：“只要技术、经济可行，对国家经济建设有好处，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是最大的政治。”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话，高瞻远瞩，落地有声！
从此，建不建三峡工程已不再是一个争议的问题。
可三峡工程实在太大，大到连许多专家左思右想也想不到的问题此刻全都出来了。
1984年2月，第二届国际水利问题裁判会议上，突然出现了一件令中国水利代表团意想不到的事：西方二十几个国家联合起来，向国际水利组织和本次大会提出了一项所谓中国建三峡工程“造成一百多万移民的人权得不到保证”
的提案，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
建三峡怎么还出来个“人权问题”
？中国人感到莫名其妙。
老实说，那时我们中国人还不太熟悉“人权”
这个词，更不清楚西方国家的人权概念。
不过，三峡移民问题已经真的不再是三峡工程中一个简单的“细节”
了，而是一件非常巨大而敏感的超国界的大事！
其实这些年来西方人对中国的三峡工程问题有过分的“关心”
。
某国家想承揽一项工程，后来投标失利了，他们就发表文章说“三峡工程”
一旦上马，如何如何会有几百万中国农民“丧失家园”
、“沦为难民”
。
我在库区采访时，云阳县的人告诉我，那一年某国有几个记者，想拍一组三峡移民不愿离开家园的“悲惨情景”
。
他们走了一路，没有找到什么“理想”
的镜头可拍，后来假扮成中国记者（他们有人会说汉语），叫一个家住山腰上的农村大嫂，让她背一个背篓，里面装了不少东西，赶着一头猪，往山上走，说还必须有哭的样子。
那大嫂笑了，说我哭不出来。
那些记者就赶紧塞上200元钱给那大嫂，并说这是演戏，哭了才像。
那大嫂看在200元钱面上，一边往山上走，一边抹着眼泪，可就是因为并非“专业”
，所以总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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