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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在香港、台湾餐桌上的娃娃鱼市场价为1000多港元一斤。
孙荣福的下一个目标是：在稳居中国甲鱼王基础上，再做一个中国娃娃鱼王。
没有远大胸怀的人成不了大器，不懂市场的人永远嫌不了大钱。
孙荣福的大手笔，使我从另一个侧面更认识了义乌人。
然而孙荣福人格力量的另一面，又让我体味到了义乌人骨子里的精神财富的源泉。
孙荣福家共五口人，除孙与老伴两人外，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现在大儿子结婚了，但作为家庭公司的义乌永强养殖有限公司，只有本家五个人的股份。
孙荣福一家过得非常和睦，老孙现在是这个亿万家产的公司董事长；大儿子是总经理；老二是女儿，当会计；老三小儿子跑外勤；孙夫人是出纳。
很有趣，五个人看起来职务有别，但较起真来谁都不比谁权力小，不信你老孙头不是董事长吗？你不职务最大吗？可你决策要有错，在家做饭炒菜的孙夫人就有治你的办法——她不给你支付一分钱，看你谁事长到哪儿牛去！
我们家实行民主议政，集体决策，分工明确，各负其责。
老孙对家族企业的内幕进行了首次公开透露：他说前年我就想投资养殖娃娃鱼，但方案拿到股东会议上就没有通过，只有我一票是赞成的，他们四票反对。
我没辙，大家认为养殖娃娃鱼投资大，风险更大，特别是中国市场到底能不能使娃娃鱼成为气候，这还有待考察。
我虽然个人认为中国的娃娃鱼市场必定前景可观，但既然股东会议不同意，我只能服从。
又过了两年后的今年，当我再一次把开发养殖娃娃鱼的事提出来后，经过一段时间大家各方调查论证，最后全体举手，于是我们才决定拿出1300万元的投资来……
孙荣福的家庭公司，让我看到了中国现代私营经济趋向成熟的喜人景象。
像孙荣福那样成功的家庭与私营企业在义乌不是少数。
从孙荣福那居高临下的凤凰山下来，我看到了义乌市的另一个令人拍手叫绝的地方，那就是义乌农民们自己建设起来的一个个现代化的大型农庄。
义乌地处浙江中部，是个平原与丘陵兼有之的地区，还有一部分山区。
它具有中国农业县市十分典型的自然条件。
在看到已经具备都市风采的义乌城区和如大陈镇、廿三里那样初具现代化规模的乡镇，我曾设想了一种对未来中国农忖发展的担忧：以后农村都成了城市，那么那些自然条件差的山区或丘陵地区的农民怎样实现现代化呢？或者说，义乌市这样一个城市建设随着市场的超乎想象的发育，会不会本地自身之间出现严重的贫富差异？假若我们即将到来的21世纪里，许多过去是种地的农民，后来因为办企业或经商而走进了城市，或者有的完全是因为我们的城镇发展而一夜之间由农民变成了市民。
那时土地谁来种？种田的人能不能生存？怎样使我们的土地上依然有生生不息的儿女？
与义乌市现任领导见面时，已经不是我所想获得的那种表面文章了。
然而题目出给这些年轻的市领导时，想不到他们竟然胸有成竹地解答了我的疑虑与担忧。
他们告诉我，在他们这一任目前集中最多精力的就是在今后的五年内，更好地解放思想，理清思路，并切合本地实际，坚定不移地实施兴商建市的发展战略，依托已经形成的专业市场优势，把义乌市建成一个具有相当现代化水准的中等都市。
具体而言，便是要在进一步加快义乌市区建设进程的同时，重点加快苏溪、廿三里、佛堂和上溪四个卫星镇的建设。
那时，我们的义乌城区由于四个卫星镇的介人与并合，将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中等城市。
全市乡村行政区将向卫星镇集拢，而卫星镇与卫星镇之间，卫星镇与中尤、城区之间实行轻捷快道相连接，整个义乌乡乡村村，围绕中心城区组成一个相互映辉、相互作用的网状构筑，从而形成合力互动的巨大发展态势。
那样我们传统意义上所担心的城乡差别便将真正消除，农民与市民之间不分彼此……赵金勇书记跟我说这番话，是在他办公室一边挥毫时未加思索的坦言。
我当时听后内心有种强烈的震动一这来自我想象之外的那种震动。
我觉得在一个地方能看到某种繁荣的景象并不太费劲，费劲的是我们常常听不到当地的决策者们高屋建瓴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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