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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刚高中毕业的建功还在北京城里闹革命，一天，突然有一个同学告诉他：京西煤矿来招工，我替你报了名，你去挖煤吧！
建功就这样去了煤矿，这一挖就是十年。
到矿上后，他喜欢动笔写些东西，又喜欢发表些自己的见解，所以矿工们很欣赏他，工农兵学员招生时，大伙推荐他，但一到党委那儿就没他的戏了。
特别是有一天他从岩洞里挖煤出来，看到太阳刚刚出来，就猛然吟起《日出》里的一首诗：呵，太阳出来了，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
然后伸伸懒腰。
这事被有心人知道了，于是他便有了攻击红太阳的罪名。
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他那个矿上时，建功表现得并不特别，因为他当时并不太了解时势的变化，只知道自己和被打成特嫌的父亲一样是个反革命嫌疑，他因此抱定当个工人作家就是自己最好的理想了，而且当时文艺界都认为作家必须是从基层生活中才能培养出来的，学院那种地方不可能出作家。
母亲知道了儿子的想法便不答应了，说什么也得让儿子赶考一次。
建功说妈我现在连最大公约数、最小公倍数都不知是什么了，怎么个考法呀？他妈说你不会找两本书看看？
这年秋天，我便开始了一边上班一边温习功课的生活。
当时我们矿的知青中大约有一半人都在温习。
陈建功回忆说，离校近十年，我的数学已经忘了很多，但经过温习有不少也渐渐看明白了，但对最大值最小值的公式我却始终搞不明白，也不肯背。
当时和我在一个工棚里住的有个叫黄博文的，他数学挺好，我就发牢骚，我说这太复杂了，我背不下来。
他说建功我教你一招，你呀不要按它的公式，你就用y，用导数来解。
他也问我，作文怎么开头好呀？我也教他一招，我说你看题目沾不沾边，如果沾边你就可以写成一封信。
1977年深秋的一个清晨，天还未亮，我们矿上用一辆大卡车，将我们这些参加高考的矿工拉去考试。
那时天气已经很冷了，我看见寒星还在天上闪着，山路非常崎岖，卡车似乎开了近一个小时，才到了一个特别衰败破烂的院子，这是一所学校。
我们都知道，决定我们命运的时刻到了。
第一门是语文，作文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
一出考场，黄博文就紧紧地拥抱我，他说你给我出的主意太棒了，我果然是以给我爸妈写信的形式写的。
最有趣的是，考数学时也有两道题是最大值和最小值，我也就稀里糊涂地用Y公式套用了一番，答案果然很快就出来了，我的数学后来居然得了95分……听说自己被北大中文系录取的时候，我正在筛沙子，更确切地说，那位工友兴冲冲地跑来告诉我时，我正在仰面朝天，躺在沙子堆上晒太阳。
我记得听他说完了，当时我似乎淡淡一笑。
接着，我又翻了个身，我还想晒晒我的后背。
那人说你怎么这样？我说着什么急，反正跑不了。
直到我的后背也晒得差不多了，我才爬起来去领我的录取通知单。
现在回想起来，有点儿后怕，那年我也只二十八岁，我的心就已如岩石般粗糙了。
我的成绩平均在90分以上，总分在我们班是第四名第五名的样子。
最为滑稽的是我的语文得分最低，只有80多分，其中作文失掉的分最多。
大概因为我把作文写得比较花哨，写成了文章，而教师判题时却是按照作文规范要求的。
听说北大要录取我时，还很疑惑，特地跑到招生办询问：这个人为什么语文分数最低，而别的分都很高？招生办的人好像说的是，这个人可能是个写文章的人，简历上说还发过作品……
那年大考中，像陈建功这样进大学门前后有过奇特经历的，不止他一人。
郑晓江，1978年考入江西大学。
现在他是南昌大学教授、校报主编，在生命社会学科方面是国内知名专家。
他在给我寄来一堆他的代表作时，随信告诉了我他那年参加高考的一份难忘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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