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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后来还曾成为团支部批评我骄傲自满的证据之一；因我那时已在省级报刊和兵团小报上发表了不少诗歌，在知青中小有名气。
转到内地农村中学后，见有的教师对学生这样解释“厦门”
：厦门就是中国最大的百货商店……你说，年轻的我能不狂吗？所考四科中，我自信语文、政治、史地毫无问题，也来不及复习了。
麻烦的是数学。
“”
前我考上高中，没有上学就去了农场，十几年用进废退，文字能力颇有长进，但那点初中数学的老底子，早就忘到爪哇国去了。
于是手忙脚乱地找书、求人，求县一中高中数学老师给我辅导；三天里没黑没白，一天十几个小时地看书做题，满脑子全是xy、sin、cos……什么眼睛、什么睡眠，全都管不了了，拼了！
大考之日（我至今清楚地记得是1977年12月7日），我一早赶到十几里之外的另一所农村中学，考场就设在那里。
我的心里出奇地平静，大概是自信能考好吧。
环顾周围的考生，似乎少有知青模样的，全是二十来岁的农村孩子——而我那年恰满三十周岁。
填写报考志愿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北大中文系，那时分不分一二三志愿，现在已记不大清了，反正我没有给自己留退路。
不出所料，语文等三科，都是提笔即答，一气呵成：作文我最为得意，因为我在这种现场命题的作文考试中动了真情，落了眼泪。
作文题为《我的心飞向毛主席纪念堂》，一见我便心中暗喜：这不正是为我预备的吗！
稍加琢磨便伏案疾书——“当我翻开新出的画报，见到新建成的毛主席纪念堂的大幅彩照，我便不由得想起不久前我进京瞻仰主席遗容的情景，我的心又飞向了纪念堂……当我站到他老人家面前时，我心中激动地默念着：毛主席啊毛主席！
我可不是一个人来看您的，我是带着两颗心（一颗知青的心和一颗老战士的心）来的！”
——接着，我回忆了父亲在林县听到毛主席逝世时的悲恸心情，他让我给中组部打电报请求回京参加遗体告别的情形，以及他因意外事故去世而最终未能见主席一眼的遗憾；我还叙述了当年他在延安如何在主席思想哺育下成长为一名革命战士和诗人、他如何对主席有着深厚的感情、粉碎“四人帮”
之后华主席如何率领我们拨乱反正，等等；当然最后结尾时也不忘加上“大颗的眼泪滴落在画报上，使我从回忆中惊醒过来”
，“我决心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贡献一切力量”
云云。
这篇作文当然不可避免地带有当时的时代印记，说了些套话，但我确实是动了真情的，在写到“带着两颗心”
处时，我抑制不住自己，眼泪真的夺眶而出，滴落在考卷上。
据一个当时被抽调到安阳地区参加阅卷的教师事后告诉我，他听说我这篇作文被当作了全地区的范文，大家都认为写得不错，但由于在“飞”
字上做文章做得不够、对华主席歌颂得不够两点，未能得到最高分。
考试结果，我落榜了。
这太出乎我的意料了！
我本以为即使数学不行，但其它三科考好了，可以“堤内损失堤外补”
；而且我天真地幻想着，万一我考得不太好，国家不会不考虑刚刚从“”
废墟上站起的中兴大业是多么需要人才，能不能网开一面让数学虽差却在文学创作上已崭露头角的我被破格录取呢？然而，我的美梦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显得是多么荒唐！
其实，那时教育战线的极左影响还极深，表现之一就是排斥老三届等大龄考生——以二十五岁为界，应届考生的录取分数线为150分，大龄考生的录取分数线则为250分；年龄相差十岁，分数线却相差了十的平方！
据别人告诉我，我的总分是240多分，数学不是0分就是仅二三分，与录取线只差几分。
我就此与大学无缘。
倘若是在北京，或许消息灵通一些，我会和老三届们一起，去做拦蒋南翔同志的车之类的事情；或者，今年没考上，来年再考（据说1978年高考形势就有了极大改变，对大龄考生一视同仁了，题也容易一些）；我的命运也许会有所不同。
但在当时，我困守穷乡，信息阻隔，加上我犯了犟脾气，发誓再也不考大学——这种唾面自干的做法，正说明我的愚蠢——从而失去了78、79两年再去争取的极好机会。
今天，已是年过半百，但依然从里到外冒着诗人“傻气”
的郭小林这样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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